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以案促改工作啟示
壓實政治責任 保障脫貧攻堅全面勝利
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以案促改工作啟示
專項治理開展以來，陜西省著眼提高黨員幹部對脫貧攻堅政治任務的理解把握，分級分類做好政策、能力、作風精準培訓，強化知責守責負責盡責意識。平利縣蔣家坪村充分發揮茶主導産業帶動脫貧效應，探索建立“支部+園區+貧困戶”機制，通過多種方式帶動群眾增收。圖為蔣家坪村茶業現代示範園區吸引大量遊客前來參觀。新華社記者 邵瑞 攝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組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脫貧攻堅人民戰爭。黨和人民披荊斬棘、櫛風沐雨，發揚釘釘子精神，敢於啃硬骨頭，攻克了一個又一個貧中之貧、堅中之堅，脫貧攻堅取得了重大歷史性成就。回望脫貧攻堅征程，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嚴重影響脫貧攻堅進程效果，嚴重侵害人民群眾特別是貧困群眾利益，是阻礙決戰決勝的大敵。黨中央對此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認真開展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脫貧攻堅重大決策部署，深入開展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紮實推進陜西省政府原黨組成員、副省長馮新柱案，安徽省阜陽市在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案以案促改工作，堅決向扶貧領域的政治問題、責任問題、腐敗問題、作風問題“亮劍”，從個案促改到專項整治、全域治理，推動黨中央脫貧攻堅各項決策部署、政策措施落地見效，保障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
1 脫貧攻堅戰中的腐敗之“蠹”和作風之“弊”
脫貧攻堅戰打響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緊緊圍繞中心大局，及時回應群眾關切，將扶貧領域作為監督執紀問責的重中之重，發現並查處了一大批扶貧領域的腐敗和作風問題。馮新柱案，安徽省阜陽市在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案就是其中的典型。
馮新柱是貪污腐化、官商勾結、失職失責的典型。他毫無“四個意識”，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工作紀律，甘於被“圍獵”，與私企老闆結成利益集團，利用手中掌握的礦産、土地等公共資源，大肆進行權錢交易，涉嫌受賄犯罪，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十九大後依然故我、頂風違紀。特別是作為分管扶貧工作的副省長和省脫貧攻堅領導小組副組長，缺乏基本的政治覺悟和責任擔當，對黨中央關於脫貧攻堅重大決策部署落實不力、消極應付，還利用分管扶貧工作職權謀取私利，性質惡劣，影響極壞。主要表現在：
一是責任缺失、履職不力。作為分管省領導，錯誤地搞“內外有別”、欺上瞞下，不將陜西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上報中央；錯誤地認為“管扶貧吃力不討好”，“懶得管、嫌麻煩”，對扶貧工作敷衍了事；“一崗雙責”不履行，對分管的部門在脫貧攻堅考核中排名墊底情況視若無睹，不僅不推動整改，還給予表揚。
二是大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扶貧工作中熱衷填表格、搞花架子，甚至弄虛作假，在執行國家標準時做選擇、搞變通。2016年陜西省扶貧工作在國務院考核中位列最低檔次，為在2017年考核中過關“雪恥”，挖空心思搞應付，發表不當言論。
三是濫用權力、謀取私利。通過打招呼，幫助關係密切的私營企業加入省精準扶貧試點項目，獲得4200萬元扶貧資金投資。不顧有關職能部門反對，將數百億元省産業扶貧基金，交由親屬任職的公司運營管理，為其提拔積累資本、鋪路開道。
安徽省阜陽市在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案是政績觀嚴重錯位、只要“面子”不顧“裏子”的典型。時任市委主要領導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在脫貧攻堅、城市建設中大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造成嚴重的政治和社會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是“刷白墻”造政績。在明知貧困村即將整體搬遷的情況下，仍要求刷白墻體來應對檢查考核，在中央和省委明確要求整改後仍不“叫停”，造成一些地方“屋外刷白墻、屋內不改造”，“臨街刷白墻、街後一片臟”，僅一鄉鎮“刷白墻”就花費財政資金395萬餘元。
二是“堆盆景”立“標桿”。主導推動市、縣政府職能部門匯集資金2700萬餘元、民營企業出資1900萬餘元，在2個月內將一深度貧困村打造為“脫貧標桿村”，要求新聞媒體集中報道，組織各縣市區學習觀摩。
三是“造聲勢”掩真相。以宣傳到位代替工作到位，多次提出“宣傳主要目的就是迎接檢查、應付考評”、“要有大標語、大口號”、“搞衝擊力強的大廣告牌”。主政市在短短10個月時間，僅扶貧領域製作標牌標語，就花費財政資金2200萬餘元。
馮新柱案，安徽省阜陽市在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案不是個案。黨的十九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29.1萬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40.4萬人，其中給予黨紀政務處分19.6萬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曝光典型案例34起，其中專題通報曝光4批29件。剖析分析這些案例，發現以下突出問題：有的貫徹落實黨中央脫貧攻堅重大決策部署態度不堅決、工作不紮實，履責不力、監管不嚴，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有的在扶貧項目資金規劃使用中貪污侵佔、截留挪用、冒領私分、揮霍浪費、優親厚友；有的在扶貧政策制定執行中徇私舞弊、吃拿卡要、盤剝剋扣、亂收亂攤；有的在扶貧任務推進落實中作風漂浮，把“痕跡”當“政績”，搞數字脫貧、虛假脫貧；有的脫離實際，盲目舉債上項目，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有的出現疲勞厭戰、鬆勁懈怠情緒，驗收摘帽後“一放了之”等等。
2 由點及面、由淺入深 推進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
馮新柱案，安徽省阜陽市在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案兩起典型案件，深刻揭示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的嚴峻複雜形勢，充分印證黨中央要求開展專項治理的遠見卓識。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深入剖析兩起案件成因，向陜西省委提出以案促改工作建議，起草並提請黨中央印發對安徽省阜陽市在脫貧攻堅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的通報，督促汲取教訓、徹底整治。與此同時開展為期三年的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推動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開展以案促改和專項整治，形成舉一反三、遍地開花的促改促治態勢。
——聚焦突出問題，開展專項監督。陜西清理規範馮新柱案涉及的試點企業和扶貧基金問題，加強對扶貧資金分配使用管理全方位、全口徑、全過程監管，整合盤活蘇陜協作、易地搬遷、産業扶貧等涉農領域“趴窩”資金。安徽抓住項目建設佔據扶貧領域“半壁江山”的特點，聚焦農村危房改造與易地搬遷建設項目、産業扶貧補助資金使用管理等，部署開展“兩項目兩資金”專項整治。四川開展“一卡通”管理問題專項治理，推動惠民惠農財政補貼資金“一卡統”陽光發放。河南、廣西分別開展專項治理決戰年行動、專項治理提升年活動，在問題線索清零、以案促改到位、幹部作風真改等方面重點發力。重慶開展社會經濟組織騙取扶貧財政補貼資金、兒童營養改善、農村危舊房改造等領域專項監督檢查，重點整治“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
——聚焦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開展集中整治。安徽以整治“刷白墻”問題為突破口，在全省部署開展“嚴規矩、強監督、轉作風”專項行動，大力整治“多、推、虛、浮”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突出表現。廣西印發出臺《脫貧攻堅作風建設“十堅持十不準”》，嚴肅查處扶貧領域作風問題。北京制定《關於在全市扶貧協作和支援工作領域加強作風建設的實施方案》，提出10個方面的工作措施。湖南圍繞駐村幫扶作風開展檢查，著力發現和糾正“遙控式”幫扶、“花瓶式”幫扶等問題。西藏制發《關於堅決克服脫貧攻堅工作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減輕基層負擔的規定》，組織開展扶貧領域作風問題專項檢查。
——開展專項巡視巡察，狠抓問題整改。陜西制定扶貧領域專項巡視工作方案，採取“常規+專項”方式，實現對10個省級牽頭部門和56個貧困縣全覆蓋，安徽對679家省市縣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成員單位開展專項巡視巡察，巡察工作延伸到全部貧困村。湖北針對專項巡視發現的問題，部署開展為期6個月的專項集中治理，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領導班子成員分別帶隊下沉市縣鄉，實地督導中央專項巡視整改工作，貴州實行巡視整改任務交辦單簽字背書制度，推動脫貧攻堅責任落實到人。
——聚焦重點地區部門，強化精準治理。甘肅對58個集中連片貧困縣專項治理實行統一調度，加強工作督導。吉林省紀委監委對省發改委、民政廳、財政廳等承擔脫貧攻堅重要任務的部門開展監督檢查，督促加強對扶貧資金流轉使用、扶貧政策落地執行等情況的監管。西藏、寧夏等對年度擬脫貧摘帽縣開展明察暗訪，提早發現並整改問題。廣東、湖北等建立省級紀委監委領導班子蹲點聯繫基層、包案包聯制度。貴州省紀委監委開展“訪村寨、重監督、助攻堅”專項行動，集中走訪接訪貧困群眾。雲南採取“蹲點式”、“體驗式”辦法，加強深度貧困地區監督力度。
——創新監督方式方法，推進監督全覆蓋。陜西、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等對本級直查案件為零的縣(區)紀委書記進行約談，全面消除本級“零辦案”。河南按照查實類抽查5%、查否類抽查15%的比例開展扶貧領域案件抽查復核工作，安徽對扶貧領域問責案件進行縣際交叉互查復核，河北督促市級紀委監委加強對扶貧領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提級審理力度，有效解決基層紀委不願查、不敢查、不會查問題。甘肅通過扶貧(民生)領域監督資訊系統，實現扶貧領域全程動態監管，福建建設覆蓋省、市、縣、鄉四級的扶貧資金線上監管系統，天津築牢數據“鐵籠”，紀委監委與職能部門進行數據端口對接，數據共用共用、資訊自動篩查，為扶貧領域監督治理插上科技翅膀。
——做實警示教育，深化標本兼治。陜西以馮新柱案為鮮活教材，在全省開展“講政治、敢擔當、改作風”專題教育。安徽部署推進以案示警、以案為戒、以案促改“三以案”警示教育，推動“四對照、四檢視、四整治”。寧夏實行“同類通報”和“同級通報”，讓“該吃藥的人吃藥”，讓“該受教育的人受教育”。山西、新疆等地紀委監委向省級扶貧辦、住建廳、民政廳等單位黨組發出紀檢監察建議函，要求結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根源，採取有效措施健全制度、堵塞漏洞。河南開設“扶貧領域以案促改工作紀委書記談”系列欄目，推廣交流“促”的做法、“改”的措施。
3 以“清風正氣”確保脫貧攻堅“成色十足”
專項治理開展以來，統籌貫通脫貧攻堅主體責任、監管責任、監督責任，一體推動突出問題整改、政策措施落地、紀律作風改進，實現了幹部精氣神、群眾滿意度的同步提升，為護航決戰決勝提供了重要支撐。
——推動了黨中央脫貧攻堅重大決策部署落地見效。陜西著眼提高黨員幹部對脫貧攻堅政治任務的理解把握，加強警示教育，分級分類做好政策、能力、作風精準培訓，強化知責守責負責盡責意識；安徽緊盯“關鍵少數”，壓緊壓實“五級書記抓脫貧”主體責任，督促黨政一把手親自研究、親自部署、親自推動完成脫貧攻堅年度任務；廣西創新開展“抓系統、系統抓”，以強監督促強監管，構建齊抓共管的治理格局。目前，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歷史性地得到解決。
——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蔓延趨勢得到遏制。陜西加大發現查處力度，遏增量、減存量，2018年以來查處扶貧領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8140件，處理11464人。安徽組織開展扶貧領域信訪件“清零、清淤、清倉”和“提升進度、精準度、滿意度”的“三清三度”專項行動，扶貧領域群眾信訪量和查處量持續呈現“雙下降”態勢。全國扶貧領域問題查處數在群眾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查處總數中的佔比，由2018年的55.8%下降至2019年的45%。
——解決了一批群眾反映強烈的“急難愁盼”問題。安徽開展“兩項目兩資金”專項整治，全省追繳收回資金1288萬餘元；四川在“一卡通”專項治理中追繳退賠8098萬餘元，清退返還群眾2359萬餘元；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把以案促改與整治漠視侵害群眾利益問題相結合，推動解決貧困地區群眾就醫難、基本住房和飲水不安全、農村低保“脫保”“漏保”、義務教育階段孩子輟學等痛點難點問題，改善了生産生活條件，提高了群眾生活品質。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滿意度逐漸穩步提升，2019年為93.2%，比2012年提高21.2個百分點。
——提振了黨員幹部脫貧攻堅精氣神。安徽對扶貧領域運用“第一種形態”為零的縣紀委書記進行約談提醒，督促省委組織部、扶貧辦等9部門制定脫貧攻堅一線幹部激勵關懷辦法；河北印發《關於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工作中需要把握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明確區分是為公還是謀私、是對扶貧政策理解偏差還是主觀故意、是工作失誤還是失職瀆職等特別注意事項。嚴管厚愛結合、激勵約束並重，黨員幹部投身扶貧事業的幹勁更大，帶領依靠貧困群眾戰貧的信心更足。
4 工作啟示
扶貧領域腐敗和不正之風侵蝕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損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動搖黨的執政根基。解決這類點多面廣、易發多發的問題，不僅要整治具體的人和事，更要破解體制機制之弊，發揮查處、警示、規範的綜治效應，推動脫貧攻堅責任落地，健全脫貧攻堅治理體系。
第一，要突出強化政治監督，推動擔當政治責任。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反映的是政治意識淡漠、政治責任缺失。查處剖析此類案件，不能停留在“刷白墻”、“堆盆景”等問題表像上，而要聚焦案件背後折射出的政治問題，深刻認識其政治危害性，從政治上搜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成因，深挖宗旨意識不強、政績觀念錯位等思想根源。深化以案促改，也從提高政治站位、增強政治意識入手，保持“一抓到底”的政治定力和“專起來抓”的政治要求，推動黨委政府和主管部門履職盡責，以強烈的使命擔當扛起脫貧攻堅政治責任。
第二，要突出人民至上立場，堅決維護群眾生存發展權益。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啃食脫貧攻堅成果，直接影響貧困群眾生存發展的基本權益。推動此類問題查辦和促改，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緊盯扶貧政策、項目、資金到人到戶的“最後一公里”，真正推動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以案促改，聚焦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分級分類集中治理，深入開展漠視侵害群眾利益問題專項整治，著力解決扶貧領域群眾最急最憂最盼問題，推動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切實增強人民群眾在脫貧攻堅中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要突出把握共性個性，一體推進整改整治。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既有個性特點也有共性規律。推動此類問題以案促改，必須堅持問題導向，以點帶面、點面結合，鞏固拓展以案促改成果。馮新柱案以案促改，既推動了陜西省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又帶動了其他系統220多件典型案例以案促改；安徽省阜陽市在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案以案促改，既推動了該省開展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大清查，及時清除阻礙黨中央脫貧攻堅重大決策部署落實的“絆腳石”，也促進了全國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大整頓，確保以腐敗治理和作風攻堅促進脫貧攻堅。
第四，要突出發揮監督治理效能，提升基層治理能力。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表現為監督缺位、責任缺失、作風不正，根源在於基層治理能力不足。推動此類問題以案促改，要把監督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盯住責任落實，做實做細常態化監督，督促提升治理效能。馮新柱案，安徽省阜陽市在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案以案促改，都從案件反映的突出問題出發，既查處扶貧領域腐敗問題、作風問題，又追究其背後的管理問題、責任問題，既盯住主體責任、領導責任，又壓實監督責任、監管責任，推動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深入搜尋政策執行、日常監管、責任落實等方面薄弱環節，細化規定、堵塞漏洞，建立健全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工作機制，一體推進建制度、促管理、改作風、強監督，充分釋放懲治、整改、治理的綜合效應。(鐘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