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崢嶸歲月】此間曾著星星火——記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

南湖革命紀念館外景。

南湖革命紀念館序廳。

南湖上的中共一大紀念船內景。

南湖上的中共一大紀念船外景。

　　這一天，似乎十分尋常。

　　距浙江嘉興火車站不到兩裏地的獅子匯渡口，上海到杭州的早班火車路過不久，停靠在碼頭上的一條畫舫，登上了一撥客人，穿橋過河，便到了嘉興南湖。

　　船在湖裏悠遊了一圈，搖到離湖心島煙雨樓東南約200米的僻靜湖面上，便停櫓住棹，停在湖面。

　　這是1921年8月初的一天，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後一次會議，就在這艘遊船裏悄然開始了。

　　會議首先通過中國共産黨第一個綱領。黨綱開宗明義第一條即是“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産黨”，提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産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産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傢俬有制”“聯合第三國際”。

　　黨綱只有15條，不足1000字。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時，最後一天原法租界的巡捕闖入會場，初擬黨綱的一張紙險些暴露。而在南湖會議上，代表們正是依據這頁紙，字斟句酌，擬定黨的綱領。中國共産黨的制度建設，正源於這份起初僅15條的黨綱。

　　這份黨綱每一條字數都不長，但力透紙背，特別是在組織章程中明確提出了入黨須由黨員介紹、候補黨員經過一定考察期限才能被接收等規範，時至今日仍然為我們黨所沿用，是9100多萬中共黨員人人都履行過的入黨程式。

　　黨綱每通過一條，船艙裏便會響起一陣掌聲。

　　會議接下來通過的是《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規定“黨在當前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加強對工人的領導，注意在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中發展黨員，在反對軍閥官僚的鬥爭中，維護無産階級的利益”。

　　“革命聲傳畫舫中，誕生共黨慶工農。”一大代表董必武1964年重訪嘉興時，曾為南湖革命紀念館題詩紀此盛事。

　　一大後，毛澤東回到湖南後就和中共湘區委員會發動了長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鉛鋅礦、安源路礦等大罷工，並取得勝利。一大以後僅半年時間，全國就發生大大小小罷工90余次，在此基礎上，很快形成了以京漢鐵路大罷工為標誌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

　　會議約11時開始。上午的議程結束後，一隻竹編大籠屜被遞上畫舫。船艙中，擺下一桌頗具地方特色的南湖船菜。

　　離船不遠，就是煙雨樓。但代表們匆匆用餐後，很快又投入熱烈的討論中。

　　當會議討論到《中國共産黨宣言》時，圍繞著黨員能不能做官、當議員的問題，如何看待南北政府特別是如何看待廣州軍政府時，代表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在獅子匯渡口把代表們接上游船後，一大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就一直坐在船頭望風放哨。在上海原法租界舉行的一大會議被迫中斷，讓每個人都繃緊了安全這根弦。這一天從上海坐早班火車來嘉興時，代表們分別乘車，在不同車廂落座，即便迎面相遇、擦肩而過，也裝作素不相識。車票上的目的地是杭州，經停嘉興時，他們佯作下車散步，然後快速混入月臺上嘈雜的人群。

　　王會悟一直緊張地觀察著湖面的動靜，每每有別的遊船靠近，她就會視湖面情況敲打艙門提醒。

　　下午5時左右，湖面上突然出現一艘汽艇，似乎正朝畫舫而來，越駛越近！王會悟立刻敲打船艙通知休會。她之前就準備了一副麻將牌，代表們立刻收好文件，將麻將擺上方桌。汽艇越來越近，卻並不減速，又飛快駛過。大家這才松了一口氣，顯然，這只是一條普通遊艇。

　　由於分歧比較大，大家爭論了很久，也不能統一意見。但來自遊艇的虛驚也提醒代表們時間緊迫。最後，大家決定，將宣言交由陳獨秀決定是否發表。

　　會議最後一項議程，是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産生中國共産黨第一個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任書記。這標誌著中國共産黨正式完成組織立黨。沒有組織立黨，就不可能形成強有力的革命力量，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掀起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高潮，不可能最終發動和組織起“風展紅旗如畫”的革命武裝。

　　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最後，全體代表在船艙中，緊握右拳，莊嚴而輕聲地喊出時代的最強音：“共産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産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

　　正值盛夏，南湖荷花盛開，翠柳拂堤，見證了這次重要會議的煙雨樓在綠樹掩映下倍顯莊嚴。

　　“煙雨樓臺革命萌生，此間曾著星星火；風雲世界逢春蟄起，到處皆聞殷殷雷。”1963年，董必武曾為南湖會址題寫這樣一副對聯，如今就挂在煙雨樓上。

　　大約下午6時，代表們悄然離船。此時，湖風乍起，減去些許盛暑的悶熱，代表們大多沒來過嘉興，但大家都步履匆匆，或當晚，或翌日，就離開了嘉興。從此，把革命的火種帶向全國各地。

　　一艘小船，一天短會。然而，這一天，極不平常。歷史已永遠銘記這一天！

　　煙雨樓前的那條普通遊船，從此也不再普通，它由此駛進永恒的時間裏，見證了“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感悟初心】堅定理想 勇於擔當

　　百年前，中共一大代表出了嘉興火車站，在獅子匯渡口登船赴南湖。如今，這裡已成嘉興一處景觀：一組人物雕像矗立於此，或結伴行走，或翹首凝視，生動再現了代表們當年的赴會情景。

　　仔細觀察發現，塑像裏除了參會代表，還有一位黨外人士王會悟，她正凝望遠方，若有所思。

　　王會悟只是一個會務人員，何以能入列？據了解，王會悟作為李達夫人，一直為籌備一大忙前跑後。特別是上海的會議被迫中斷後，她勇敢提議，將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開會時始終在船上勇當“紅船守護人”。後來，她一生致力於中國婦女的解放事業，毛澤東評價她是一個“真正的人”。

　　王會悟雖然只是黨外人士，她卻深受共産黨人理想情操的熏染，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敢於擔當，把自己的人生寫出了另一種精彩。

　　2005年6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把“紅船精神”的主要內涵概括為“開天闢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回顧百年曆史，中國共産黨歷經曲折而不畏艱險，屢受考驗而不改初衷，由小到大，由弱變強，靠的正是“紅船精神”。

　　今天，我們又該如何弘揚“紅船精神”？

　　在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的特殊時刻，我們迎來了“十四五”開局之年，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前進的道路絕非坦途，越接近勝利和成功，面臨的考驗也越嚴峻，激流險灘依然不可避免，勇於擔當作為，仍然是時代的呼喚。

　　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主題，每一代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使命。只有勇敢擔負起屬於自己的責任，才能成就更偉大的事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依然需要我們不懼艱險、勇往直前，依然需要我們堅定理想信念、弘揚擔當精神。

　　紅船守護人

　　是誰促成了中共一大在嘉興續會？是誰肩負起籌備一大南湖會議的艱巨任務？是誰全程為紅船上的代表們警衛放哨？

　　是王會悟，一位身材嬌小的浙江嘉興女性。這樣重要的保衛任務，緣何落到一個弱女子肩上？

　　王會悟貌弱志堅。辛亥革命後，她辦起桐鄉第一所女子小學，宣傳進步思想，反對封建陋習，鼓勵女性走出一條新路。

　　1918年，王會悟在教會背景的湖郡女塾就讀期間，深受《新青年》雜誌影響，激動地用白話文給陳獨秀寫信。陳獨秀欣喜地回信：“沒想到我們的新思想影響到教會學堂了。”

　　1920年，王會悟在上海結識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李達，兩人于1921年4月結成伉儷，婚禮就在陳獨秀家的客廳裏舉辦。中共一大召開前，李達是會議的具體籌劃者，王會悟協助丈夫做籌備工作，由此成為南湖會議的“紅船守護人”。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決定建立南湖革命紀念館，王會悟在紅船的復原定型工作中又發揮了關鍵作用。

　　據當年參加仿製紅船的嘉興縣委宣傳部幹部郭竹林和董熙楷回憶，1959年3月上旬，嘉興方面攜帶絲網船模型進京拜訪王會悟，時年61歲的王會悟仔細端詳，細緻地提出了意見：這只船的模型與開會那天的船樣子很像，但體形略大，開會時的那艘應是單夾弄絲網船。王會悟的意見得到了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充分肯定。

　　如今，根據董必武、王會悟等人意見建造的這艘紅船，就靜靜地停泊在南湖湖心島煙雨樓前的水面上，為前來瞻仰的人們講述“一條小船誕生一個大黨”的故事。

　　【黨史擷英】一大續會之地，為何定在南湖

　　因上海原法租界巡捕滋擾，中共一大會議被迫轉移到浙江嘉興的南湖召開。為何續會之地定在嘉興南湖呢？記者近日採訪了嘉興學院紅船精神研究中心原執行主任陳水林。

　　記者：有記載，李達等人起初作出了到杭州西湖開會的決定，最後為何改為嘉興南湖？

　　陳水林：主要還是擔心安全問題。一是擔心路上有密探跟蹤。代表們把車票買到了杭州，到了嘉興先裝作在月臺上散步，然後突然混進人群，如果有密探的話容易甩掉。二是西湖熱鬧，人多眼雜，怕被人認出來。

　　記者：選擇嘉興南湖，與王會悟是嘉興人有關嗎？

　　陳水林：這是原因之一。一大會議的會務工作一直是由王會悟具體負責的。她做事熱心、縝密，特別是在危急關頭冒著風險主動建議去嘉興南湖，得到了代表們的認可。

　　此外，王會悟作為嘉興人，曾在嘉興縣立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熟悉南湖一帶的情況。相比杭州西湖，嘉興南湖遊人較少，相對安全。王會悟還考慮到一旦發生特殊情況，可以請嘉興當地的相關人士幫忙。

　　記者：當時的社會形勢如何？

　　陳水林：選擇到浙江嘉興續會，也和當時的社會形勢密切相關。

　　當時上海與浙江都是在皖系軍閥盧永祥的控制下，而江蘇則是直系軍閥齊燮元的勢力範圍，雙方為爭奪上海鬧到差點開戰。再則嘉興與上海地域相連、往來密切，也是開風氣之先的開放之地。嘉興地區思想活躍，新思想廣泛，革命志士薈萃，愛國運動風起雲湧，有很好的革命基礎。上海早期黨組織的黨員中，浙江籍的就有好幾位。在會議已受到上海原法租界巡捕滋擾、警方關注的情況下，沈雁冰（茅盾）、邵力子等浙籍黨員都紛紛支援到嘉興南湖續會的建議。

　　再者，嘉興交通更便捷。上海到嘉興當時坐火車只需兩個多小時，比到杭州近了一半路程，到杭州的話就已經12時40分了，還得輾轉到西湖。再回上海最晚的一班火車則是下午6時15分。這樣留給開會的時間就很少了，不能“盡一日之長來結束這個會”。因此，續會之地定在嘉興南湖，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