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專家談中國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安國定國之本
編者按：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總結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顯著優勢，全面回答了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上應該“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這個重大政治問題。“經國序民，正其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我們説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究竟“優”在哪？要做到在守正中創新、在創新中守正，還應如何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百位專家談中國制度》，特邀百位專家縱論優勢、聚焦發展。今天（3日）推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安國定國之本》，解讀專家：華南師範大學政府改革與法治建設研究院院長薛剛淩。
開篇立論
制度，定國安邦之本。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我國也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
站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明瞭今後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努力方向，這既是一項長期戰略任務，又是一個重大現實課題，必將對我國制度建設、治理格局帶來深遠影響。
有問必答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在經濟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這份沉甸甸的成績單背後，凝聚了我國國家制度的優越性和中國共産黨人的治理智慧。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優勢在哪？又是如何通過制度建設，保障了我國經濟繼續行穩致遠？
薛剛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一開始也不是人為就這麼設計的，實際上是我們在改革中不斷摸索的。
一方面我們為了保證整體的利益，我們不是把所有的推倒了重來。改到一定的程度以後，就發現這樣一種模式，它釋放出來的那種能量非常巨大。
另外共産黨的領導機制，領導模式，實際上是強調一個整體利益的追求和個體自由的一種保障，是這些模式裏邊最有價值的，最基礎性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40年的這種改革（開放），把東方的優勢和西方的比較科學的東西，有機揉到了一起。我們超越了傳統，也超越了西方。
今年是（2020年）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一年，同時，今年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勝之年。在實現民族振興和每個人民幸福的奮鬥之路上，我國國家制度將如何保障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有機統一，並産生“合力”推動著我國社會健康、有序地前進？
薛剛淩：公共的資源，它要做市場化配置，才能夠和市場對接上。而在這個過程中，它就形成了中國非常獨特的一种經濟結構，實際上一頭要強調整體性，一頭要強調自由創造和競爭，就是個體性。
從這個之上它延伸出了各種制度，比如個體創造的制度整體怎麼強調一種均衡性、穩定性、安全性。而且這種制度它也向著經濟、社會、法律、政治在各方面去延伸。這種改革也是從整體和個體的角度不影響整體，就是一種開放性，而且它也保證了我們改革的漸進性。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的變局，我國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我們如何運用制度優勢應對這樣的機遇和挑戰？
薛剛淩：我們講（制度）這是一種軟實力，實際上將來的競爭也就是制度競爭，當然制度前提就是有理論的自信，還有改革的道路自信。
我們這次十九屆四中全會，實際上就是要把這套制度慢慢更加合理化，更加系統化，讓它能夠釋放出更大的能量來。
所以我覺得十九屆四中全會很及時，因為發展到一定程度，第一就是我們需要把框架更好的總結，我們的優勢在哪；然後我覺得需要一種理論上的支援，還有制度上、法律上的保障。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如何理解這裡所説的現代化？
薛剛淩：其實要從最早説的現代化的概念，它其實是技術帶來的一種便捷或者是人們生活的一種改變。這些年的改革，我覺得現代化其實最核心就是理性。我們強調個人的獨立、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全面發展、個人的幸福，這一塊是我們這40多年來我覺得最成功的一個地方，釋放出來。這種元素和我們傳統的一結合，現在形成了一種中國特色，這也是我們講的馬列主義和中國的結合。它從技術理性發展過來，經濟理性、社會理性、管理理性、政治理性。理性是它內在的東西，但是在這個基礎上，它其實是靠各種制度，比如技術上的發展帶來經濟模式的科學，然後就是一種治理模式的合理性。我覺得我們在改革的道路上，可以説在很多轉型的國家裏面，我們是最成功的。
數説優勢
2019年，我國國內生産總值預計將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每人平均將邁上1萬美元的臺階。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按下快進鍵，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成為國家戰略。2019年，全國有340個左右貧困縣摘帽、1000多萬人實現脫貧。2020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勝之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將持續發揮優勢作用，為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保駕護航。（記者郭翔宇 鄭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