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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Ⅰ號”:一船盡觀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繁盛

2019-11-07 16:55:00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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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報記者 王忠耀

  11月5日,“進博時間”再度開啟。回顧歷史,開放合作是增強國際活力的重要動力。12月,廣東省陽江市海陵島上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將迎來開館10週年,其中的展品都在講述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點點滴滴,其中尤以“南海Ⅰ號”沉船,最受人關注。

  “南海Ⅰ號”發掘出的青白瓷四係罐 光明日報記者 王忠耀攝/光明圖片

  一走進陳列現場,一股海泥味道撲鼻而來。“南海Ⅰ號”殘長22.95米、寬9.85米,船內艙室最深2.7米,設14道艙壁分隔成15艙。按照正常成年人步速,繞船體一週也需5分鐘左右,這樣一艘龐然大物,竟來自800年前的宋代。

  以一船盡覽宋代海外貿易之發達,盡觀昔日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作為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實物載體,“南海Ⅰ號”讓不少人聯想起了遠在西北的那個陸上絲路節點,故有“海上敦煌”之謂。“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重要構想、平等開放的世界貿易遭遇挑戰的今天,‘南海Ⅰ號’價值的深入研究挖掘,對於我們而言或許有更多不同的意義。”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牛軍凱表示。

  一段中國水下考古發展史

  中國的水下考古工作自20世紀80年代起步,迄今已有30餘年。

  從1987年發現沉船蹤跡,我國水下考古學之父俞偉超將之定名為“南海Ⅰ號”,到2001年5月精確定位沉船位置,再到2007年實施整體打撈併入駐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最終於2014年開始大規模保護髮掘工作,“南海Ⅰ號”的考古曆程,可謂中國水下考古的真實寫照。

  “我們現在已經很清楚‘南海Ⅰ號’在中國考古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國首批水下考古隊員、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崔勇向記者表示,中國的考古挖掘始自殷墟,而水下考古則從“南海Ⅰ號”開始,它為建立水下考古學提供了基礎和最重要的實物資料,稱其為“水下殷墟”並不為過。“一個項目做32年,整個過程確實是其他考古項目很難比的,是非常值得去回味的。”崔勇説。

  根據最新的考古發掘統計,“南海I號”出水文物總數超過18萬件,包括各類金、銀、銅、鉛、錫等金屬器,竹木漆器,玻璃器以及人類骨骼、礦石標本、動植物遺存等,其中尤以鐵器、瓷器為大宗。此外,船艙內還發現了鹹鴨蛋等特殊商品。

  “目前船艙內的貨物清理結束,證明發掘已經進入了一個節點。目前中國的考古曆史上還沒有一個項目能發掘這麼多的文物。”崔勇告訴記者。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産保護中心技術總監、“南海Ⅰ號”保護髮掘項目領隊孫鍵,也曾在為光明日報撰寫的文章中,將“南海Ⅰ號”稱為迄今為止我國水下考古最為重要的發現。

  一部宋代社會“開放實錄”

  2018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員在挖掘“南海Ⅰ號”甲板下的船艙內部過程中,發現有人類骸骨,對殘骸提取骨膠原進行DNA測序後,排除了遺骸是黃種人的可能。這一發現,顯示出南宋時期或已出現了外籍水手,更讓不少人對於南宋社會的對外交流開放,以及當時中國與世界頻繁的海上貿易往來産生了濃厚興趣。

  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曾有記載,“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一舟數百人,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戴勝德表示,“南海Ⅰ號”使用的水密隔艙技術是宋代中國對世界造船業的巨大貢獻,後來更成為造船業標配。宋代船舶製造工藝的高超,讓遠洋海上貿易成為可能。

  “福建德化窯這個大碗,器形比較大,在我國其他窯址中出土的比較少,據推測,這有可能是來樣定燒的,專門的外銷瓷,出口到東南亞地區,比較符合他們的生活習慣,比如印度人有吃手抓飯的習慣,碗口就需要比較大。”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負責瓷器修復的耿苗向記者介紹道。

  “這條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海上絲綢之路的實證材料,通過這個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重要性。我們國家三面環山一面環海,如果沒有絲綢之路,如果沒有跟不同地區的交往,很難想像我們會有這麼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文明之間沒有什麼高下和優劣之分,只有交流和共同進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自我封閉的話,我們任何人都很難單獨前行。”孫鍵曾表示。

  一幅自由平等的多邊貿易畫卷

  在今年9月舉行的第14屆中國-東盟文化論壇上,一位來自廣東陽江的老人馮崢帶去了他與“南海Ⅰ號”的故事,引起了現場不少聽眾的共鳴。那些在海上絲綢之路上塵封已久的交流佳話,至今娓娓道來依舊動人。

  “‘南海一號’更像是一種意象,代表了一個開放和發展的中國,代表了一個對其他文明有著博大胸襟的中國。包括這兩天正在舉辦的進博會在內,當前我們借助‘一帶一路’、G20、上合組織等平臺和機制,與其他各國的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規模前所未有,相信中國也會為世界帶來更多新的可能。”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研究員谷名飛對記者表示。

  “關注海洋意識中蘊含的‘平等、多元、寬容、共同發展’的內涵,以及由此孕育的人文理念,也是古代珍貴文化遺産帶給我們的啟迪。認識‘海上絲綢之路’在不同文明互動中的作用及其特徵,我們可以承繼歷史遺産,汲取有益經驗,賦予這一古代交往通道以新的時代意義,使之在與沿線國家和人民的溝通中産生共鳴,以期更好地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孫鍵認為。

  陳寅恪先生曾有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對此,廣東省社科院副研究員郭軍認為,當前中國的發展成就證明了先生所言非虛。“‘南海一號’不光是一項單一的考古發現,它更向我們展示了自由平等的多邊貿易為世界發展帶來的諸多可能。歷史經驗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險灘暗礁阻擋不了大江奔流,堅持開放、合作、共用的中國,會為世界帶來更多積極的可能性。”郭軍説。

  《光明日報》( 2019年11月07日 13版)

[責任編輯:全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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