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經文：耕耘，改革之犁開拓希望田野

　　40年前，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鄧小平同志説，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考察時説：“當年貼著身家性命幹的事，變成中國改革的一聲驚雷，成為中國改革的標誌。”

　　40年來，農村改革從破冰到攻堅，層層推進、步步深入。農業從傳統走向現代、農村從封閉走向開放、農民從貧窮走向富裕、城鄉關係從割裂走向融合。滄桑巨變，成效卓著，標注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帶領一個國家砥礪奮進、發憤圖強的時代高度。

　　跨越這樣的高度，過去沒有經驗，世界沒有先例。到2016年底，世界上超過1億人口的國家有13個，其中成為經濟發達國家的只有美日兩國；世界上所有經濟發達體人口加在一起，人口不過10億。中國，一個人口超過13億的大國，如何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一道亙古未有卻必須回答的時代考題，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實踐、解答。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道考題的答案就是：改革。

　　40年風雨兼程、勠力前行，我國農村改革從一線發軔到全面深入，既涌動著鄉村田野的草根力量和基層智慧，更體現了黨中央從實際出發作出的頂層設計與長遠謀劃，是黨心民心一體、國情農情交織的偉大成果。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農村改革，始終堅持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始終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堅持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産力，循序漸進、實事求是地處理好城市和鄉村的關係、農民和土地的關係、農業和市場的關係，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三農”改革發展道路。

　　農民和土地，變與不變的根基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農村改革，千頭萬緒，核心在哪？1978年，那個冬夜，淮河岸邊的一個小村莊，18戶農民因吃不飽飯，大膽分田單幹。一個只有100多人的村莊，一張有18個紅手印的契約，演變成一場惠及億萬人群的改革巨浪。到1981年底，全國已有90%以上的生産隊建立了以“土地包乾”為基本特徵的農業生産責任制。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抓住這一關鍵點，土地承包極大地釋放出農民創造力。改革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出工不出力、種地不打糧成為“痼疾”；家庭聯産承包，土地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分開，“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農民種地打糧熱情高漲。1984年，全國每人平均糧食擁有量從“吃飯難”躍升至800斤，“一年吃飽飯、兩年賣余糧、三年蓋新房”，成為“大包乾”後廣袤鄉村的經典畫面。

　　40年，印刻出政策逐漸夯實、不斷精準的時間年輪。1984年，基本完成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改革。2002年，《農村土地承包法》出臺，“國家依法保護農村土地承包關係的長期穩定”。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

　　從土地承包期限15年到延長至30年，再到“長期穩定”變為“長久不變”，一次次調整，回應了全體農民和整個社會的關切。在農民與土地關係的核心利益上，凝練而生動地刻畫出黨中央的卓越智慧與深謀遠慮。

　　“大包乾”撬動了板結的土地，但經絡還須不斷通活。在土地分包過程中，土地細碎化，小規模經營，難以適應大市場，更多農民離開土地等新矛盾逐漸顯現。農民開始探索互換、出租、轉讓等土地流轉方式。在此基礎上，黨中央做出“三權分置”的頂層設計。由此，從土地“大包乾”，歷經所有權、承包權“兩權分離”，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農村土地改革“三部曲”，成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又一次重大創新，為傳統農業走向現代農業奠定厚實的制度基礎。

　　時至今日，“三農”問題仍然是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需要繼續向改革要動力，補齊“短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係。高屋建瓴的論述，揭示了農村改革的本質，反映出我們黨對處理好農民和土地關係規律性認識的昇華。

　　由是，2014年，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塊地”改革試點走向前臺，33個試點縣市蹄疾步穩。2015年9月，浙江德清，全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第一槌”敲響。“三塊地”試點，讓更多農民開始享受農村土地改革的制度紅利，激發廣闊鄉村的深厚內力。而試點先行，既強調了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和綜合效益，也昭示了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産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的“四條底線”。

　　農村改革向“深水區”挺進，農民與土地的關係在“變”與“不變”中深刻演繹。變的是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僵化土地制度，不變的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土地是重要的生産資料，是農民的“大後方”，也是保持農村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40年改革求變，始終堅持這一根本，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維護農民的核心利益，把變與不變的選擇權交給農民，讓農民吃上長久“定心丸”，從而激發出巨大創造活力。

　　城市和鄉村，分割到融合的演化

　　改革，是利益關係的深刻調整。始於“大包乾”的農村土地改革，在破除了“大鍋飯”對土地活力的束縛之後，也為城鄉關係的深刻轉變、轉化、調整，提供了巨大動力，打開了寬闊通道。

　　新中國建立後，為了積累快速發展資本，完成當時歷史條件下工業化任務，採取了工農業産品價格“剪刀差”辦法，讓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同時，通過城鄉二元分離的管理制度，減輕公共財政對農村投入的壓力。過去的“三農”政策，基本是圍繞工業化、城市化對農村的需求而制定，農村成為城市糧食和工業原料供應基地，城鄉社會被各種“鴻溝”分離。

　　農為邦本。“三農”問題是執政之基、民生之要。在“中國號”列車奔向現代化的征程上，對城鄉關係的認識不斷提升、深化。作為最基礎的産業、最廣闊的區域、最多數的群體，農業不能拖後腿、農村不能掉隊、農民不能缺席。經濟社會發展各種矛盾錯綜複雜，穩住農村、安定農民、鞏固農業，就下好了先手棋，做活了經濟社會發展大棋局的“眼”。

　　面對扭曲失衡的城鄉關係，40年來，從“以城帶鄉”到“城鄉統籌”，再到“城鄉融合”，從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黨中央始終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握好穩定社會的發展大局。“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這一高屋建瓴的闡述，成為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要求。

　　20世紀80年代初期，黨中央提出在經濟上保障農民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尊重農民民主權利。新世紀以來，黨中央連續發出15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不斷強農惠農富農。更多的目光關注“三農”，更多的資源投向“三農”，更多的力量建設“三農”。從“鄉土中國”“城鎮中國”到“城鄉中國”，我們不斷從戶籍改革、收入差距、鄉村建設等方面入手縮小城鄉差距，改寫城鄉格局。

　　城鄉融合，戶籍破冰。戶籍制度是橫亙于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之間的一道身份溝壑。從把農民限制在土地上的“不許動”，到戶口福利帶來矛盾的“拉鋸戰”，再到戶籍逐步放開的“路線圖”，如今，全國31個省份出臺了戶籍改革意見，全面取消農業戶口。這標誌著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舞臺，意味著在中國存在了半個多世紀的“城裏人”和“鄉下人”身份之別將不復存在，農民不再是社會身份，正在演變為職業身份。

　　城鄉融合，收入提速。1978年，我國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僅為134元，2017年，這一數字為13432元，後者是前者的100倍。增收勢頭不斷向上，增收路徑不斷拓寬，增收動能不斷強勁，增收機制不斷健全。近年，農民收入增速不僅跑贏GDP，也快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速。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産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四駕馬車”跑得越來越歡實。脫貧攻堅開創新局面，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3.1%。

　　城鄉融合，鄉村再生。由“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到“城鄉一體化”再到“城鄉融合發展”，鄉村地位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再是被動地接受城市的反哺，而是主動發力成為城鄉發展的新主角。2003年新農合製度起步，2005年農村義務教育實現“兩免一補”，2007年推行農村低保制度，2009年實行新農保制度。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快速發展，水、電、路、氣、房建設全面提速。改革深刻表明，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就能為經濟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農業和市場，傳統與現代的交融

　　改革之犁，從田野出發，深耕田野、改變田野、提升田野。

　　如果説，40年前小崗村的“紅手印”，印證了分散農戶對溫飽的渴望，那麼，40年來田園阡陌的變遷，印證的就是小農戶投入大市場的品質昇華。從牛犁馬拉，到機械耕收、物聯資訊；從靠天吃飯，到品牌定位、全球競爭，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集貿農市與電商期貨的對接互聯越來越普遍。而所有發生在“農字號”身上的變化，凝聚為一個共識：三農之舟，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的要求，使得農業農村農民收穫到從未有過的果實。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必須做到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淡漠農村。現在，市場之力正以如椽巨筆，用工業化成果裝備農業，用資訊化手段提升農民，用城鎮化力量撬動農村；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鄉村振興戰略，正厚植農業發展新優勢。“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有了新底氣，農民世代居住的綠水青山有了新面貌。

　　從傳統到現代，農業生産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把牢農業向高品質發展要求，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品質興農、綠色興農，突出農業綠色化、優質化、特色化、品牌化，既要産得出、産得優，也要賣得出、賣得好，推動農産品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提升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農業機械化水準超過66%，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7.5%，灌溉面積達10.08億畝，一半以上的農田旱澇保收，新型職業農民超過1400萬人，各類新型主體達330萬家，農藥使用量連續負增長。

　　從放開到搞活，農業市場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在計劃經濟下，農産品統購統銷，農産品只能賣給國家，消費者憑票證購買。1979年，國家提高了18種主要農産品的收購價格。此後，果菜、畜禽、水産陸續實現市場化。1993年，糧票全面取消。加入WTO後，我國農業積極參與全球市場。如今糧食産量實現翻番，肉蛋菜果等産量穩居世界第一。從城鎮超市到鄉村集市，“菜籃子”豐富，“米袋子”充實，成就了“舌尖上的中國”。

　　從收稅到補貼，農業政策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今朝告別了田賦，我要代表農民鑄鼎刻銘，告知後人，萬代歌頌。”河北靈壽農民王三妮自鑄的告別田賦鼎銘文，宣示出中國農民的真情告白。2006年1月，《農業稅條例》被廢止，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隨著對農民農村的多項扶持支援政策舉措紛紛推出，補齊補強農村“短板”和“難點”的步伐不斷加快。這一切，踐行的是“必須始終堅持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不減弱、推進農村全面小康不鬆勁”的要求。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後勁也在農村。這是挑戰，也是機遇。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新時代“三農”發展的最強音符，為全面提升“三農”品質指引了方向、指明瞭路徑、指示了方法。落實好這一總體戰略，必須牢牢把握農民與土地的關係這一主線，深化農村土地改革和集體産權制度改革，加快創新農業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援保護制度，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創新鄉村治理機制。

　　改革之路艱辛，改革前途光輝。吮吸40年奮勇改革的精神養分，就能繼續書寫新時代壯美的“三農”新篇章。（原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鍾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