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東28年的改革邏輯

 

 

　　浦東，因位於上海黃浦江東岸而得名。

　　曾幾何時，一句“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道盡了黃浦江兩岸的繁華與落寞：向西遠眺，“十里洋場”，“東方巴黎”；往東回望，阡陌縱橫，危棚簡屋。

　　早在1918年，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就曾感慨：“如果浦東發展到浦西的水準，那中國就不得了了！”在《建國方略》中，孫中山先生還描述了在浦東建設一個“東方大港”的設想。然而，這一設想當時並未成真。

　　直到1990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重大決策，向世界宣示我國將繼續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而浦東，也從“爛泥地”變成“領頭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和“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

　　28年來，浦東經濟總量從1990年的60億元躍升到2017年的9651億元，年均增長15.1%；財政總收入從浦東開發之初1993年的11億元增加到2017年的3938億元；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2017年已超過6萬元；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累計超過2.3萬億元。

　　更重要的是，通過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浦東觸碰了改革開放40年來許多難啃的硬骨頭：在全國率先嘗試“土地實轉、資金空轉”的土地開發模式，一舉激活沉睡的土地；率先探索生産要素市場化配置；率先探索服務業領域對外開放；率先改革行政審批制度；率先進行自貿區試驗——在中國改革史上，浦東書寫下一個又一個“第一”。

　　“應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的浦東，用28年的“創城史”闡釋著自己的改革邏輯——始終在落實國家戰略的前提下，探索自主創新；始終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吸納世界智慧，堅持改革開放不停歇；始終從人民利益出發，尋找改革的重點和突破口。

　　率先突破的改革基因

　　“要好鋼，找寶鋼”。作為改革開放的産物，上海寶鋼從成立之日起就與改革創新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1978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了寶鋼建設項目。

　　1978年12月23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同日，寶鋼建設打下第一根樁。

　　2016年，根據中央安排，原寶鋼集團和原武鋼集團聯合重組，成立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開啟了國企改革的先河，成功走出了一條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企業科技現代化發展道路，開創了中國鋼鐵企業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位於浦東新區世博大道1859號的中國寶武大廈裏，新時代寶鋼人仍在續寫著“再創一個寶鋼”的故事——勇於實踐，不斷創新，闖出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這樣的故事，在浦東新區1210平方公里的熱土上，每時每刻都在發生。

　　2016年初，浦東在全國率先開展“證照分離”改革試點。對試點涉及的116項行政許可事項，分取消審批等5種方式進行改革試驗，以解決企業“辦證多”“辦證難”的問題。

　　這是浦東基於自身發展需求而開展的一項基層創新，與此同時，這項創新始終位於國家頂層設計的框架內，得到了中央相關部門的有力支援。

　　2016年5月，國務院決定在浦東新區暫停實施《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等11部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文件規定的行政審批等事項，以支援上海“證照分離”改革。今年9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向全國有序推開已在上海自貿區等試點的“證照分離”改革，破解“準入不準營”的難題。

　　在中央的統籌謀劃下，浦東改革沿著這樣一條路徑前行：基層創新試點——中央支援肯定——暫停或修改相關法規——向全國複製推廣——進一步推動基層制度創新。浦東開發開放28年來，很少出現“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與這種改革開放的反饋環路有密切關係。

　　如果把目光向前看，浦東的這種改革基因其實早已有之：無論是1990年的浦東開發開放，2005年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點，還是2013年的上海自貿區改革，無不是在黨中央的領導謀劃下進行的。與此同時，浦東的一線改革者也“無中生有”推出了土地批租、證照分離等一大批基層創新成果。

　　“2015年辦一張公共衛生場所許可證花了整整20天，材料和手續都很繁瑣；今年同樣是這個證，當天就能辦結。”站在上海浦東新區行政服務中心的大廳裏，上海一家酒店的政府事務總監還東平感慨。

　　還東平感受的“浦東速度”，來自於上海正在推進的“一網通辦”改革。作為這項改革的先行區域，浦東已實現327項涉企事項的全覆蓋，其中“全程網上辦理、不見面審批”佔53%，“線下窗口只跑一次”佔47%。

　　“我們實施‘窗口無否決權’機制，即線下窗口工作人員‘説YES不請示，説NO要報告’。”浦東新區行政服務中心主任蔣紅軍説。

　　近年來迅速崛起的新零售樣本盒馬鮮生就是改革的受益者。盒馬鮮生的“新零售業態”有賣場、餐飲服務，還有網路下單配送。對於政府部門而言，這種綜合業態的審批還是第一次。

　　盒馬鮮生創始人兼CEO侯毅説，面對新業態，浦東沒有簡單説“NO”。經過和企業的探討研究，浦東新區將食品銷售和餐飲服務同時納入了盒馬鮮生的經營許可證，並首次把網際網路功能業態加入食品許可證。

　　如今，國務院已發文在全國推廣“一網通辦”政務服務。而自從2016年在浦東開出第一家店以來，盒馬鮮生已在全國的數十個城市開出66家門店。

　　28年來，浦東作為實施國家戰略的核心區、突破口、試驗田，堅持“開發浦東、振興上海、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辯證統一，在全國大局下思考和行動，將“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基層創新有機結合，為試點經驗的全國複製推廣奠定了良好基礎。

　　如今，上海自貿試驗區已形成一系列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形成與國際通行規則一致的市場準入方式；符合高標準貿易便利化規則的貿易監管制度，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口岸監管服務模式；適應更加開放環境和有效防範風險的金融創新制度，形成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聯動機制……這些亮眼的制度創新為全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探索了新路、積累了經驗。

　　站在地球儀旁思考

　　一款新品口紅，從進口到在中國上市需要多久？

　　過去，化粧品企業需要六七個月的審核時間來引進新品，為耶誕節推出的口紅，跑完手續就到了夏天。而今，在浦東自貿區，非特殊用途化粧品進口的手續“審批改備案”後，一支口紅只需要五六個工作日就能在中國上市。就在8月，蘭蔻的一款粉底棒在上海實現了“亞洲首發”。

　　“‘非特備案’大大縮短了産品在中國的上市時間，企業能更快把最新産品引進中國市場。”歐萊雅公司亞太區産品安全與法規事務負責人涂春怡親身感知著浦東愈發開放的市場與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準的探索。

　　28年來，浦東始終“站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浦東新區首任管委會主任趙啟正回憶説：“當年大家每天吃飯的時候，都在思考浦東開發。不是考慮和中國的某個城市競爭，而是著眼于提升上海的國際等級，著眼于中國和世界的對話，這樣規劃就不一樣了。”

　　從誕生之初，對外開放的氣質就深深地烙在浦東的發展印記裏。鄧小平同志對此有過專門的闡述：“深圳是面對香港的，珠海是面對澳門的，廈門是面對臺灣的，浦東就不一樣了，浦東面對的是太平洋，是歐美，是全世界。”

　　開放，其實就是改革。從關起門來搞建設到打開國門謀發展，開放與改革，從來就是協調統一、互促互進的關係。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這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法寶，也是浦東開發的使命。

　　周玲玲是摩根資産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第一個員工，其母公司是摩根大通。摩根資管進入中國的設立選址、牌照申請、招兵買馬等一系列重任，壓在她的身上。經過一番奔波，摩根資管于2016年8月拿到了WOFE（外商獨資企業）牌照，成為國內首家外商獨資的資産管理有限公司，其註冊地就在上海自貿區陸家嘴片區。

　　受益於浦東在金融開放方面的先行先試，摩根資管目前已獲批QDLP資格，可以向境內投資者發行基金。“未來5～10年，中國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資産管理市場。我們將增加在中國本土業務的部署，還希望把原來離岸進行的金融業務逐步變成在岸進行。”周玲玲説。

　　摩根資管是一個縮影。來自上海自貿區管委會陸家嘴管理局的資訊顯示，今年3月，英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保誠集團在陸家嘴設立了資産管理公司。包括太平洋資管、野村、霸菱等8家國際知名資管機構均於今年落戶浦東。截至目前，全球39家知名資管公司在陸家嘴設立了50余家資産管理類機構；全球資産管理規模排名前10的資管機構中，已有貝萊德、先鋒領航、富達等9家落戶浦東。

　　將於今年11月在上海召開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更給浦東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機遇。統計顯示，2017年上海全市進口額19117億元，佔全國的15.3%。浦東進口額佔上海的比重超過60%，相當於全國的1/10。

　　目前，浦東共有13家平臺和企業被認定為首屆進口博覽會“6天+365天”常年展示服務平臺。針對智慧及高端裝備、汽車、醫療器械及醫藥保健等6大類商品展區和服務貿易展區，浦東組織有採購意向的企業報名註冊，報名單位已達到806家。

　　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浦東新區區長杭迎偉表示，浦東將結合自貿區的制度創新，充分發揮區內專業貿易平臺的優勢，為“進博會”上簽約的境外商品進入國內市場提供便利。深度對接參展商和投資貿易促進機構，形成一批精準招商目標，擴大博覽會的溢出效應。

　　開放能夠促改革、促發展，也同樣能夠激活創新。

　　走進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內的跨國藥企羅氏制藥，可以看到一座佔地1.4萬平方米的創新中心正在拔地而起。這個創新中心投入使用後，上海將成為繼巴塞爾、舊金山之後，羅氏的第三個全球戰略中心。

　　羅氏制藥在浦東成就了很多中國“第一”：1994年上海羅氏制藥有限公司成立，是第一家入駐張江高科技園區的跨國藥企；2004年羅氏研發（中國）有限公司成立，成為羅氏首個位於發展中國家的研發中心；2007年，羅氏藥品開發中國中心成立，成為首家在華建立完整醫藥價值産業鏈的跨國藥企。

　　對於創新而言，開放帶來的不僅是資本和技術，還有最寶貴的資源——人才。

　　上海羅氏制藥總經理周虹，2017年成為全國第一位經自貿區管委會推薦、獲得永久居留身份證（俗稱中國綠卡）的海外人才。説起這個經歷，周虹給“中國速度”點讚：“從正式提交申請材料到拿到證件，僅僅用了兩個月時間。我相信，這項政策會極大地吸引和激勵國際高端人才在上海、在中國集聚。”

　　樹立高品質民生標桿

　　浦東開發不只是經濟開發，更是社會的全面進步。28年來，浦東始終堅持“需求導向、問題導向、效果導向”的辯證統一，堅定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我們小區老齡化嚴重，希望設計師在保證停車位數量的同時，一定要保留老人的生命通道。”“設計方案中有考慮您的建議……”在浦東福山路市新小區服務站，10位社區居民代表正在會議室舉行美麗家園建設聽證會。

　　會議室外，一名“全崗通”社工正通過上海市社區事務受理資訊系統，用視頻連接至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窗口工作人員，幫助一位退休居民當場辦結相關事項。

　　走出服務站，不遠處的“第二客廳”裏，汝阿姨正與小區裏的姐妹們一起上插花課。汝阿姨説：“自從有了‘家門口’服務站，我們老年人的很多事情在社區服務站就能辦理，只要‘動動嘴’，政府工作人員就能替我們‘跑腿’完成。”

　　打造15分鐘服務圈——“家門口”服務體系建設已成為浦東改革為民的新尺度。而在12年前的10月18日，浦東市民中心揭牌，讓市民的大部分事務能在一門內辦結，這在當時的中國太新奇了。今天，一張桌子、一台電腦、一名工作人員，村、居委會就能“全崗”受理居民大大小小的訴求。試點建設全面開花的“家門口”服務站，已能夠提供黨群、政務、生活、法律、健康、文化、社區管理、自治特色等八大類180余項社區服務，將“自下而上”的居民需求與“自上而下”的資源注入進行了有效對接。

　　“群眾利益無小事”。浦東始終從人民關注的焦點、百姓生活的難點中尋找改革切入點。黨的十八大以來，浦東新區發揮試驗田作用，推進重心下移、資源下沉、權力下放，全面取消街道、鄉鎮招商引資，強化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公共安全職能，特別是從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入手，著力補短板、惠民生、強法治，像繡花一樣將城市管理做精做細。

　　每一天，人們都在見證著浦東的點滴變化——福山路與商城路交叉口的空地上，多了一座時尚的跑道花園；濰坊一村的違法建築變成了休閒綠地；幾處臨街的老公房外墻展現巨幅的後現代墻繪……

　　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記翁祖亮説，浦東新區已形成以人為本的民生保障體系。堅持共建共用、均衡優質，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到2017年，有各級各類基礎教育階段學校641所，國際學校14所，各類衛生機構1098所，公立三級醫院10所。累計建成保障性住房3000多萬平方米，惠及30萬家庭、100多萬人口。

　　在浦城路150號，一座白色三層小樓隱匿在陸家嘴金融城中——這裡是融書房。這座由陳舊的陸家嘴社區圖書館改造而來的“文藝范兒”書房，有5萬多冊的圖書、十幾萬的電子圖書。家住50米外小區的范阿姨，捧著一本歷史書正讀得起勁兒。她説，自從圖書館華麗“變身”，她的退休生活有一大部分時間在這裡度過。

　　陸家嘴圖書館館長淩志榮介紹説，陸家嘴融書房以打造上海首個以金融為特色的“城市書房”為目標。“融書房成立後，圖書館的借閱量比以前高了近三成。”讀者只需憑藉芝麻信用，就可免費借閱圖書，或可通過網上借閱。

　　曾經，浦東一度被認為是“文化荒漠”，每人平均文化場館數僅是倫敦的八分之一。在浦東新區文廣局局長黃瑋看來，融書房成為浦東文化“網紅”新地標，是浦東“打響文化品牌、打造文化高地”的一個縮影。

　　2018年，浦東正式啟動公共文化服務重心下移工程，在“家門口”服務站原有的功能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文化能級，讓一批高品質、專業級的文化資源走下舞臺，走進小區，浸潤每一個浦東人。

　　打造文化高地，成為黃瑋和同事們努力的方向，她説，“一批有品位、高格調的新型文化設施即將在浦東上線，以提升浦東人民高品質生活，增強群眾文化獲得感、幸福感。文化，將為城市發展再賦新能。”

　　因循守舊沒有出路，畏縮不前錯失良機。“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站在改革開放40週年的新起點上，吃改革飯、走開放路、打創新牌發展起來的浦東，還將繼續承擔使命，在新的更高起點上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