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假日越來越多 “共時化”休假現象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定假日和週末休息日由約60天增長到115天，假日天數逐漸增多，休假制度日趨完善，休假品質不斷提升

　　中國人假日越來越多了(深閱讀)

　　本報記者 張一琪 彭訓文

　　最近，身邊不少人在規劃即將到來的端午節小長假去哪兒玩。端午節假期源於2008年，從這一年起，國務院規定清明、端午、中秋等3個傳統節日放假3天。如今，不僅是節假日，很多人還會選擇在雙休日進行短途旅行、遊覽參觀。

　　中國現行休假制度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過程。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一週休息一天，到後來每逢大週末休息兩天、小週末休息一天，到1995年後“雙休日”出現，到1999年“黃金周”問世，再到2008年出現3個中國傳統節日假期，2015年出現 “2.5天休假模式”……假日天數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生産力和生産效率提高、居民收入水準上升而逐漸增多。

　　專家對記者表示，進入新時代，人們嚮往更美好的生活，不僅關心“黃金周”，而且關心怎麼把假期休得更好，通過休假提升幸福感。因此，進一步完善休假制度、落實好帶薪休假制度，提升公民休閒品質至關重要。

　　休假變遷契合經濟結構調整

　　中國休假制度幾經變遷。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實行每週休息一天制度。到1994年，休息時間演化成別具特色的“大小週末”，大週末休息兩天，小週末休息一天。再到1995年，雙休日正式誕生。把單休日改為雙休日，老百姓無形中增加了52個假日。

　　“休假制度演變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勞動效率提高，勞動效率又是由科學技術進步決定的。”中國人民大學休閒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對記者表示，比如，由手工作坊改為生産線後，人們有了更多閒暇時間，就有了休假條件。

　　人們最為熟悉的“黃金周”在1999年形成。國務院修訂發佈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決定，將春節、“五一”、“十一”的休息時間與前後的雙休日拼接，形成3個7天長假。

　　北京大學旅遊研究與規劃中心主任吳必虎表示，當時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人們旅遊休閒娛樂需求持續增長。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後，通過假日經濟刺激消費、拉動經濟、促進國內旅遊發展，成為共識。同時，“黃金周”給予老百姓充足的休息時間，刺激人們的經濟思維從“積累型”向“積累—消費型”轉變。

　　2008年，“五一”法定假期從3天改為1天，意味著“五一”黃金周被取消，同時增加了清明、端午和中秋假期。這標誌著假日制度開始關注傳統文化因素。

　　同時，如何通過休假幫助人們更好休息，制度層面探索也在進行。2013年發佈的《國民旅遊休閒綱要》提出，“到2020年全面推行帶薪休假制度”。2015年8月，國家明確鼓勵彈性作息，為職工週五下午與週末結合外出休閒度假創造有利條件。“2.5天休假模式”開始在一些省市施行。

　　總的看，隨著帶薪休假制度落實及國家假日制度改革，居民全年擁有越來越多的休假天數。統計顯示，全國法定假日和週末休息日由改革開放初期的約60天增長到目前的115天，佔全年的比例超過31%。也就是説，中國人每年有近1/3的時間在休假。

　　“中國休假制度的調整，無論是趨勢上還是方向上都是正確的，和中國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相吻合，也符合國際大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教授魏翔對記者説，“黃金周”剛出現時，正契合了中國經濟持續上漲期；現在中國經濟面臨結構升級，休假制度也需要探索調整。

　　“共時化”休假現象突出

　　別小看休假這個生活行為，它和國家經濟發展效率相關。

　　上世紀70年代，很多西方發達國家每人平均收入上升後，國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稱為“收入-幸福悖論”。經濟學家們將人們休閒時間分配方式進行計量分析後發現，其與國家産業效率、每人平均GDP存在相關性。

　　“休閒時間是溝通國家和個人的橋梁。簡單地説，人們怎麼生活，我們的國家就會怎麼發展。”魏翔説，因此，休假制度的出現，主要是為了保護勞動者權利，同時倒逼勞動效率的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不僅休假天數在變化，每天的工作和休閒時長也在變化。《休閒綠皮書：2016-2017中國休閒發展報告》基於2016年和1996年及其他年份的北京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調查數據表明，2016年，北京市民平均每天工作時間相比20年前減少了27分鐘，有了更多休閒時間。

　　不過，魏翔領導的中國假日經濟測算課題組經過兩年的研究後發現，雖然總體上人們休息時間在增加，但休閒觀念和休閒品質十分滯後，休息後刺激的産出效率低，“每人每小時産出的GDP在國際上排名還比較靠後”。

　　人們休閒品質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

　　放假與休閒的屬性有所不同。魏翔認為，放假具有剛性屬性，一般來説“只能增加不能減少”。而休閒品質是柔性的。一方面，由於假期與國家經濟增長率相關，如果國家經濟形勢不好時，人們的休閒品質也會受影響。另一方面，休閒品質還與勞動收入、勞動效率、社保制度、醫療改善等緊密相關。比如收入就是決定休閒品質的重要一環，“如果問人們願意放棄多少收入來增加一天假，人們恐怕很難確定。”

　　假期結構本身也是一大問題。“將人們在同一時間集中到同一地方休假，這種‘共時化’是中國休假制度中的一大特點。”王琪延説，例如“黃金周”，會導致旅遊景點和公共服務設施短時間內迎接大量客流，導致人們體驗下降。解決策略應該是“分散化”，分散人們的休假時間和空間。但是，如果沒有落實帶薪休假制度作為基礎，取消“黃金周”將可能導致一些勞動者的正當休假權受到威脅。

　　休閒産業發展不充分是另一個原因。魏翔舉例説，日本經歷經濟高速增長後，人們的收入和自由時間增多，但同時精神疲勞也在上升。動漫産業應運而生，在緩解人們疲勞、激發創新活力方面提供了很大幫助。

　　除了文化産業，旅遊休閒、運動休閒、娛樂休閒、養生休閒等都是提升人們休閒品質的休閒産業類型。王琪延認為，中國休閒産業依然處於發展階段，未來會有很大潛力。

　　此外，休閒教育缺乏，也讓很多人不懂得怎麼休閒。什麼是休閒教育？王琪延舉例説，比如你想健身，卻不知道怎麼進行，就需要花錢請教練，教練的工作就是休閒教育。“如果説傳統教育教會了人們如何生存，那休閒教育就是教會人們如何健康地生存。”

　　魏翔認為，應將休閒教育納入國家教育體系。同時，對於一些開辦藝術街區、兒童遊藝館，為城市功能提供配套服務的企業，政府應給予足夠支援。

　　“分散式休假”代替“黃金周”？

　　目前關於放假有兩種思路。一種是“挪假”，將假期和雙休日等結合；一種是“分散式放假”，在放假總天數不變情況下，將假期分散。

　　從數字上看，中國目前全年公共假期天數和美國相差不大，放假天數基本合理。

　　在魏翔看來，中國當前需要的不是增加假期總量，而是合理安排一年內的假日結構安排，釋放出更多的“結構效率”。他認為，雖然假日增多能提高消費，但同樣會帶來負作用(如擠佔生産時間、降低收入、變相拉大收入差距和對社保産生壓力等)。因此，在落實好帶薪休假制度前提下，可以用“分散式休假”代替“黃金周”。

　　“我們的倣真測算顯示，在各種參數情況下，對不同行業，在某個月內不論是出現‘長節日’或‘短節日’，還是同時出現這兩種節日，‘分散式休假’都是一種優化的休假模式，能帶來更高的勞動生産率。”魏翔説。

　　然而，“黃金周”表面上是旅遊問題，深層次上則是涉及勞動生産率提升的社會問題。很多勞動者支援保留“黃金周”，甚至希望“多增加幾天”，原因在於只有通過公共假期制度的剛性約束，才能確保相關企業落實好員工的休假權利。在其他時間內，勞動者特別是很多低收入勞動者需要考慮休假後收入如何保證的問題。即便是帶薪放假，能獲得基本工資，但沒有績效工資、沒有獎金，他們的損失如何彌補？

　　因此，勞動者與其説需要“黃金周”，不如説渴求落實帶薪休假制度、渴求更高的勞動效率和收入。讓休假變得不再奢侈，這才是當前的大問題。

　　魏翔認為，帶薪休假難落實的主要原因在於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買不起假”。從短期看，可以通過監管部門監督企業切實履行帶薪休假制度；但從長期看，提升勞動者勞動效率才是最重要的。這需要國家加大社保、醫療等福利保障力度，企業加大對員工職業技能培訓力度，同時提高創新水準、提升生産效率。

　　王琪延則對中國在2020年前基本實現帶薪休假保持樂觀。他認為，到2020年後，全國每人平均GDP將突破1萬美元。勞動效率和收入增加後，人們會增加自我技能提升、休閒教育方面的支出。但他強調，目前需要做好兩點：首先是各方要儘快轉變觀念，認識到提升生活幸福感，需要合理的休假休息時間。其次，完善帶薪休假制度實施細則，確保有法可依、執法必嚴。

　　他建議，在基本實現帶薪休假制度前，最好保留全年3個“黃金周”，釋放消費能量。在基本實現帶薪休假制度後，可以淡化“黃金周”概念，並將放假時間以立法形式穩定下來，分散開來，不要每年搞“搭積木”式的東挪西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