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中美是命定的夫妻,敞開門打架,是沒教養表現!
【環球網綜合報道】針對中美經貿關係,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日前表示,中美兩國都面臨著國內難題,應該主要靠結構性改革來解決。同時,由於所處的國際地位不同,中美對外部世界觀察的角度會不同,採取的政策也會不同,但都應當承擔起積極的外部責任。
3月27日,樓繼偉在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的“2018中美圓桌研討會”上發言,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網站29日發佈了講話全文。樓繼偉在談到中美關係時稱,汪洋同志任副總理時,作為習主席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特別代表,我作為財長協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開玩笑:“中美關係就像是夫妻,經常吵吵鬧鬧但日子還得一起過”。我覺得比喻的很恰當。中國還有一句老話,“開門教子,閉門教妻”。如果夫妻敞開門來打架,是沒有教養的表現。美國可能認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認為我美國可以再找一個。但是我想提醒美國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對手和夥伴。
以下為內容全文:
樓繼偉理事長在50人論壇中美圓桌對話會上的發言(有刪節)
2018年3月27日
開場發言
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是,“中美經貿關係:夥伴、對手還是敵手?”我先做一點觀察,最後再做結論。我的觀察是我們中美兩國都面臨著國內難題,應該主要靠結構性改革來解決。同時,由於所處的國際地位不同,中美對外部世界觀察的角度會不同,採取的政策也會不同,但都應當承擔起積極的外部責任。特朗普總統最近的幾項聲明表明,美國政府通過對外部世界的觀察,認為有三個問題對美國是不公平的:一是鉅額貿易赤字使美國失去大量的就業機會;二是現有的WTO規則對美國是不公平的;三是美國佔據全球高科技領先地位,其他國家從美國的技術貿易獲益是不公平的。而且,美國認為這三個不公平主要來自於中國,或者中國在其中得益最多。
我想先講對前兩點的看法。第一,美國貿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貿易問題的根源是美國的政策選擇。我認為,美國現政府的立場或者説特朗普總統的立場是有問題的。我上週六參加發展高層論壇談及中美貿易問題時,曾經提到了特裏芬悖論,在座各位都是大牌學者和專家,對此不會陌生,但我還是要做一説明。特裏芬悖論是指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國家面臨的兩難困境:要保持儲備貨幣國家的地位,要求經濟必須堅固穩定,但同時國家必須保持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用資本輸入來平衡國際收支,否則它的貨幣就不可能成為主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和金融避險貨幣。但是,這種地位反過來又會侵蝕經濟的堅固性和穩定性,這就形成了悖論。
目前佔據這樣地位的國家是唯一的,這自然就帶來一些優勢,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儲蓄和高的貿易赤字,相當於美國人民通過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準的生活。也就是説,美元作為全球公共産品,使美國人民得到了好處;第二個優勢是適度的財政赤字是可以持續的,相當於美國政府通過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資源。
沒有其他國家有美國這樣的優勢地位,但是沒有免費的午餐,有優勢就要承擔責任。根據特裏芬悖論,這種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嚴重到影響美國經濟的堅固性和穩定性,將對自身和全球經濟造成災難。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從上世紀90年代的約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為負。美國聯邦債務率從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過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華爾街的高水準創新,最終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
因此,美國政府應當認識到,美國的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權,沒有其他國家有這種優勢,但是這種特權不能濫用。去年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又降到了3.6%,聯邦債務率超過100%,在我看來又處於過度透支的狀態,但是特朗普總統不這麼看。他所稱的8000億美元的美國貿易赤字都是別國造成的嗎?實際是美國過低的居民儲蓄率和過高的聯邦債務率造成的。
第二,擁抱和推動全球化是美國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國家參與國際貿易體系,加強金融深化,美元的國際結算、支付、交易和儲備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美國才可能更多地獲得全球發鈔國的優勢。包括WTO在內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對美國是有利的。WTO規則被特朗普總統認為不公平,要認識到這個規則是國際廣泛共識的結果,也是全球公共品,試圖單方面強行修改,只會受到大多數成員國的抵制,是行不通的。
在現行體制下,美國已經優先了。比如WTO規則中的智慧財産權條文,即TRIPS,實際是源自美國 301條款,只不過是為照顧發展中國家利益,在共識基礎上,WTO做一定修改後的版本。這實際反映美國已經佔據了優先地位。如果還要尋求額外優先,想“贏者通吃”是不現實的。我還可以舉個例子,提示美國的全球責任。剛才提到2000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率降到了34%,那是克林頓政府執政的後期,當時財政盈餘達到2370億美元,佔GDP的2.5%。這種情形下,美債的發行規模就不足以滿足全球儲備資産和風險對衝資産的需求。為此,美國在自身融資需求之外,額外發行了一筆1000億美元的債務並支付利息。這就是美國作為儲備貨幣國在履行全球責任。
我再講講中國方面怎麼看。第一,在貿易和開放領域,中國的入世承諾是高水準的,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準,而且已經全面履行了承諾並且超越承諾,擴大了開放。
首先是高水準的承諾。中國加入WTO時最高的約束稅率是65%,遠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比如美國的最高約束稅率是300%,韓國800%,日本260%。入世後2002年中國第一次履行降稅義務,平均關稅水準就從15.3%降為12%。中國入世承諾農業補貼水準不超過本國農業産值的8.5%,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平均為10%。中國承諾開放100個服務貿易部門,現在開放水準遠遠超過承諾,已接近發達國家,遠高於發展中國家,達到120個。到2010年,關稅減讓義務履行完畢,關稅總水準從15.3%降到了9.8%。在貿易體制方面,中國政府對3000多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則清理了9萬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規範和可預見的貿易體制。
此外,中國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即不徵稅的加工貿易佔比大。從2017年進口結構看,一般貿易進口占比59.1%,加工貿易佔23.4%,其餘為對低收入國家免稅的進口以及免稅設備進口等。進口徵稅主要針對一般貿易,如果按照關稅收入對進口總額的比值計算,實際徵稅率為2.4%,已經接近或低於部分發達國家。中美貿易更為特別,加工貿易佔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貿易順差佔總貿易順差的比例達59%,表明對美國的實際徵稅率更低。因此,在貿易和服務方面,中國並沒有過度的保護。
第二,美國最近掀起的貿易戰,當然我認為是打前哨的,是虛張聲勢還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現在已經開始。
首先,理論上美國現政府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鉅額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儲蓄率過低和財政赤字過大,在濫用發鈔國的特權。同時,又借此將國內視線引向國際,是民粹主義炒作。
其次,美國應當擁抱全球化,包括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議程。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當然也會造成結構性失業和收入分配不公,這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中國也面臨同樣的難題。比較優勢的轉移,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和製造業轉移到海外,工作崗位流失,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們正在通過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這個問題。目前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佔GDP的比例不足1.5%,貨物貿易順差佔比只有3%左右。這個比重在過去五年大致穩定,而同期消費貢獻率已從54.9%上升到58.8%,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從45.3%上升到51.6%,説明中國經濟更多依靠內需,而且在依靠內需中減少了對投資的依賴。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中國現在就這麼在做。
最後,美國應當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講道理。如果動輒訴諸貿易戰或使用大棒,對中國是無效的,而且也是無禮的。一方面要求中國更為市場化,一方面又用計劃經濟下達指標的方式,要求中國壓減對美1000億美元順差。中國已經越來越淡化增長數量指標,比如GDP的增長率過去是計劃增長的,後來改成預期,並且預期的語氣越來越弱,從要求增長預期7%以上,然後改為6.5%和7%之間,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又調整為預期6.5%左右,轉而更強調失業率指標,降低失業率,擴大就業。要求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卻又給我們下計劃指標,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下達計劃指標了!美國還用了一個所謂的“鏡像關稅”,這也不符合常識。舉的例子是中國對汽車進口收了25%的稅,而美國的稅率非常低,應該如同鏡子兩邊一模一樣才對,這是完全不顧發展階段的差距。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關稅水準已經低於巴西等同等發展中國家,甚至低於韓國,韓國可不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如果搞鏡像稅,可以同德國、日本去鏡像,不要同中國。這個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説,美國有些做法確實沒有道理。中國人的看法,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孫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國逼迫中國違反入世承諾,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只能以牙還牙。
智慧財産權問題與特裏芬悖論無關,對雙方最重要,可以坐下來談,以消除誤解,達成共識。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干預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限制了美國企業談判權利等。我理解美國方面的想法。對技術轉移的問題,中國方面是這麼認為,美國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聯合盟友封鎖對中國的技術出口。一方面,美國包括西方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上獲取利潤,一方面不轉移技術,甚至中美合資企業中的技術也要從美國的母公司去購買,不斷地付費,智慧財産權不斷地付費是不公平的。美國財政部牽頭的外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則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我不提這些。中國的産品甚至含有中國股份的美國企業法人的産品,在美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我也就此做過很多的磋商。美國用國內法高於國際規則而直接干預別國,是不公平的。這是中國的一方面看法。
另一方面看法,保護智慧財産權是中國內在的需求,否則我們就無法建立信用社會並取得技術進步。這方面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美國人也觀察得到,但為什麼不説?據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提起的專利侵權案的訴訟,勝訴率已經達到了80%。國家規定的賠償額度從以前的1萬到100萬,提高到10萬到500萬,還成立了三家智慧財産權法院。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又重新組建國家智慧財産權局,將與保護智慧財産權的相關職能整合在一起,有利於解決智慧財産權保護取證難、週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問題,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機構改革任務。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取得的明顯進展,但也仍有一些難題沒有解決。比如智慧財産權法院專業性不足,有地方保護傾向等,美國的301調查報告也講到這個問題。對此我是很清楚的,在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智慧財産權案件由於有跨區域性合同,屬於統一市場的事務,都是由聯邦或中央管轄,在中國是雙管。最高法院管規則,具體執行的智慧財産權法院作為中級法院,卻屬於地方管理,可能會有地方保護。這是一個國家治理體制上的問題。為什麼搞成這樣?也是因為我們沒有經驗,還在探索,我認為應該走得再快一點。我在財長任內曾經推動解決了一些問題,使得中美雙方在經濟關係上都更為公平,特別是在中國方面還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可以雙贏,但是要有意願。
回到我們的主題,“中美經貿關係:夥伴、對手還是敵手?”這使我想到,汪洋同志任副總理時,作為習主席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特別代表,我作為財長協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開玩笑:“中美關係就像是夫妻,經常吵吵鬧鬧但日子還得一起過”。我覺得比喻的很恰當。中國還有一句老話,“開門教子,閉門教妻”。如果夫妻敞開門來打架,是沒有教養的表現。美國可能認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認為我美國可以再找一個。但是我想提醒美國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對手和夥伴。謝謝!
總結發言
我非常欣賞大家剛才講到了一般美國人的感受,心理不平衡。我首先要補充一下美國高層戰略家的感受。我也接觸過一些,總體來講他們是失望的。他們設想將中國引向市場經濟,中國就會自然走向西方的民主,但是發現落空了。中共十九大和近期的修憲,進一步確立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這些人失望,所以他們要找回面子,要進一步威脅中國。但失望就失望吧,這是我們必須做的。我剛才舉的例子,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做了很多工作,中央政府層面修改了 3000多件法律法規,地方政府層面清理了9萬多項,這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是不可想像的。因為按照美國的憲法,有一個州際貿易條款,國際和州際之間的貿易是聯邦的權力,不可能出現地方政府出臺9萬多項法規、需要清理的數量是中央政府的30倍的情形,所以剛才Park先生也講到了,中國有很多執行不到位的地方。也就是説,我們必須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個過程中有多大的利益需要調整!沒有堅強的中國共産黨領導,特別是黨中央的權威,這是不可能的。另外,還有人擔心主席任期制取消了,中國會不會回到過去?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路線已經確定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可能再回到以階級鬥爭為綱;人民已經選擇了市場經濟,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我們的人民是非常自由的,不可能再回到壓抑。剛才我其實只是點到一個例子,這方面的問題還很多,我們要加緊解決,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如果不理解這個問題,你們就只好失望。
第二,我作為經濟學家,又曾經是政府官員,與美國政府方面溝通很多,中美還是應該通過協商解決問題。我們是非常尊重美國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鑒美國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深深地感受到他們有優越感,但美國人的優點是,你只要給他把道理講清楚了,你比他還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脅,不能要求中國立刻消除1000億美元順差。美國曾經這樣威脅過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對中國是無效的。我非常認同汪洋同志將中美關係作為“命中夫妻”的比喻。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談判上,這一點我們可以做到。
第三,其他國家怎麼看?大家怎麼看現在的中美關係?美國人民對特朗普總統從開始的不習慣到逐步習慣,但是不見得心裏都很習慣。歐洲、日本一開始也不習慣,現在慢慢習慣了,但還是不見得心裏習慣,不見得服氣。這就會形成一種心態,希望中國和美國打一打,壓一壓美國的氣焰。第二個心態,中美打了以後,大家預期貿易會更公平,智慧財産權會更公平。這是對的,但我想提醒歐洲、日本,你們別想搭便車,如果搭公平的車不叫便車,但是我們中美打起來你得好處那不行。比如,歐洲人對平臺經濟是很有意見的,對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處罰。如何打破新型壟斷,還沒有破解。這些平臺很大一部分是美國的,現在中國也進來了。歐洲人希望打擊它們,希望對它們有一定擠壓。但是美國還專門説,平臺經濟擴展下去成本會越來越低,中國人想搶美國人飯碗,不是這麼回事,這點大家都明白,應當大家在一起尋求解決辦法。
最後,中國在智慧財産權保護方面的問題我們自己很清楚。我可以舉出很多的例子,比Park先生講的還要多,在中國的企業之間太多了,不公平很多,相當多的是體制方面的問題,而不是我們不重視。我剛才給大家舉的例子,智慧財産權法院是中級法院,而且不是中央直管的法院,地方政府可以在國際貿易領域出臺9萬多項法規。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我們在談判的時候應該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國有意的。我們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對中國有好處,對美國也有好處,有全世界都有好處。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