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個光榮而不朽的名字

　　今年是周恩來同志誕辰120週年。中共中央舉行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習近平同志在座談會上強調: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周恩來同志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光輝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勳、展現的崇高風範,深深銘刻在中國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銘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與正義的人們心中。

　　周恩來同志離開我們已經42年了。人們依然清楚地記得,那時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艱難時刻,百萬以上民眾不顧“四人幫”的高壓,自動聚集在十里長安街的兩側,在凜冽的寒風中站了幾個小時,痛哭失聲,向他作最後的告別。這是人民對他的無言評價。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詞中鮮明地説道:“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這是中國共産黨對他的評價。

　　幾十年歲月流逝,但是一提起他,無數中國人的心中依然會涌起難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結束後不久,率領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會址。他深情地説:“我們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就像一場接力跑,前人到達的地方,就是後人繼續前進的出發點。對周恩來同志的思念,已經成為激勵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的巨大精神力量。這種力量,來自他畢生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而嘔心瀝血建樹的豐功偉績,來自他那無私奉獻、感人至深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偉大風範。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先驅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最強烈的夢想,也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是一個需要克服無數艱難險阻的漫長歷程。周恩來同志曾説過:“方向和目標是確定了,但道路是要我們一步一步去走的。”

　　周恩來同志的一生正是這樣走過來的。他在學生時期就為同學題詞:“願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他很早就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經過反覆比較,認定這是能夠救中國的唯一正確的理論。中共中央在1985年5月確認他的入黨時間為1921年春。他從1927年擔任中共中央常委起,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長達49年。他作為前委書記組織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創立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全國革命勝利前夜,一位蘇聯朋友在西柏坡感嘆説:你們成立中央政府時不愁沒有領導人,從哪兒找得到周恩來這樣好的總理?確實,要將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方方面面的複雜工作統一地付諸實施,周恩來同志作為總理的理想人選是無可爭議的。他擔任政府總理長達26年。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人們仍時時處處可以感受到周恩來同志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曾經為新中國付出的心血,感受到他們為後來者留下的豐富遺産。

　　對新中國的開國領袖,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説過一句話:毛澤東是拿主意決定大事的人,周恩來是負責執行的。這句話不無道理,但説得絕對化了。毛澤東同志不是光拿大主意,對他認為在全局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具體工作,也總是抓得很細、很緊,一抓到底,一定要抓出結果來。周恩來同志也決非只是起執行作用,他還是一個有著遠大戰略眼光和決斷能力的大政治家。

　　革命時期,他在主持起草的1929年中央“九月來信”中寫道:“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産物。”這是何等的見識和決斷力!全民族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他長期戰鬥在國民黨統治區,不僅進行著艱難的國共談判,而且負責領導黨在整個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從容應對種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突發事件,贏得廣泛的人心。時任新華日報社社長的潘梓年回憶道:在那時候,在工作中有“有恩來同志在”這樣一個強有力的感覺。成為新中國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就是周恩來同志主持起草的。它描繪出一幅建設新中國的完整藍圖,已經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符合實際的。

　　周恩來同志長時期擔任新中國總理,而總理是總理一切的。開國不久的1949年12月,他提出經濟工作中的六種關係,都是全局性的問題。在頭一條“城鄉關係”中,他説:“城市領導鄉村、工業領導農業,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如此,社會主義社會更是如此。”“那麼,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農業這個基礎並從而忽視鄉村呢?不能。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視鄉村這個廣大的農業基礎。”這裡已孕育著“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這個重要指導方針。在3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周恩來同志不僅廢寢忘食地解決當時最急迫而極端棘手的糧食問題,而且隨後又主持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負責起草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這封信直接向農村基層幹部和農民宣讀和講解。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終於從嚴重的經濟困難中走了出來。

　　周恩來同志特別重視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的作用。他説:“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他提醒大家一定要認識到:“現代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飛猛進。”“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後面很遠。”從而響亮地喊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口號。那時,科學技術新發展的最高峰是“兩彈一星”。周恩來同志擔任中專委主任,負責這項研製工作。錢學森同志曾説:“我國搞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都是周總理領導的。”無論在3年嚴重經濟困難中,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動蕩歲月,這項工作從來沒有停頓過。如果沒有他的有力領導,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周恩來同志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兼任外交部長8年多,作出許多卓越貢獻。他一直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説:“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們不學他們。我們不要被動、怯懦,而要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表達了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的高度自信。他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展現出一種新型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他出席日內瓦會議,同有關國家的負責人反覆磋商,解決了一系列難題,實現了印度支那問題的和平解決。他説:“用協商的方法來解決國際糾紛的原則也被推進了一步。”在第二年的萬隆會議上,他又提出“求同存異”的主張。在他的領導下,新中國外交工作中許多原則性的重大方針在實踐中逐步形成,有些一直延續到今天。

　　從這些事例中不難看出,無論在中國革命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周恩來同志都顯示出卓越的能力。他不愧是一位有著遠大戰略眼光而又能巧妙付諸實施的大政治家,從而博得中國人民以及世界上眾多人士的欽佩和尊敬。

　　但是,周恩來同志總是有意使自己主要扮演一個執行者的角色。新中國成立之初擔任過8年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李琦説,他曾問周恩來同志:為什麼你要管那麼多具體的事,不在理論方面再更多地做些事。周恩來同志回答:你怎麼也講這樣的話?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家,就有那麼多具體的事得有一個人管起來。我多做些這樣的事,就可以使毛主席有更多時間來考慮那些大問題。這是他發自內心的自白。為了國家和人民的事業,他甘願把自己始終放在“配角”的位置。事實正如陳雲同志所説,毛主席最離不開的人是周總理。

　　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的崇高品格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習近平同志指出,共産黨人的初心永遠不能改變。

　　周恩來同志之所以受到億萬中國人民如此發自內心的愛戴,並且對他有那樣強烈的親近感,還因為他那崇高品格和動人魅力。在他心中,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人民的幸福比什麼都重要。他説過:“革命就是為了使全國人民不再過苦日子,要過上好的生活。”他為此的付出遠遠超出常人所能想像的程度,而個人的得失、毀譽和安危從不放在心上。他這一切都發自內心,時時刻刻自然地從各種細節中流露出來。凡是同他有過接觸的人,幾乎都能講出許多這樣的事情來。

　　粉碎“四人幫”後不久,中國革命博物館準備舉辦一次紀念周恩來同志的展覽會,希望借用一些周恩來同志和西花廳的遺物。這個提議最初被鄧穎超同志拒絕了。她説:恩來平時常講,多少同志為革命犧牲了,有的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來,我們還要什麼呢?後來中央作了決定要辦這個展覽,她才把一些遺物拿了出來。這些只是他們平時在家中的談話,並沒有什麼豪言壯語,卻真實地坦露出他的內心世界。

　　周恩來同志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對人民無微不至的關懷,是他對同志和朋友的細心愛護。河北邢臺在1966年3月8日淩晨發生地震,造成嚴重傷亡。周恩來同志當天就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部署救災,9日深夜趕到邢臺。第二天下午,他來到受災最嚴重的村子。群眾聽到周總理來了,都涌到一處空場。他登上一個大木箱講話,發現老百姓迎風站著,堅決要求當地幹部讓群眾掉過頭去,他改為迎著風講話,鼓勵大家要“發展生産,重建家園”。在照片上還可以看到他講話時那充滿憂傷的神情。電影藝術家秦怡在回憶文章中講道:抗戰時在重慶,她的女兒斐斐得了胃病,經常嘔吐。1957年,她到北京參加亞洲電影節。“在一次晚宴中,我有幸坐在周總理的身邊。他忽然問我:‘斐斐怎麼樣?現在還吐嗎?胃病是不是已經治好?’時隔多年,連我自己都快要忘記的事,周總理卻記得如此清楚。這更使我對他的敬意倍增。他豈止關心了我的女兒和我,他的心胸裝著整個人類。”

　　周恩來同志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投入的精力,單用“全力以赴”“不知疲倦”之類的詞來形容是遠遠不夠的。幾十年裏,他平均每天工作都在12小時以上,有時每天只能睡五六個小時。他處理工作時,總是要求把情況先弄得清清楚楚,想得很細很遠。他對經濟數字和歷史情況的熟悉和記憶力常常令人吃驚,因此他提出的意見總能那樣的細緻週密、合情合理。

　　李先念同志曾講到他的工作精神和品格:“周恩來同志是一位既有革命膽略又有求實精神的共産主義者。他在每一重大鬥爭中,善於把兩者結合起來。他是非常務實的人,時刻不忘實事求是這一原則,每件工作,他都要弄清楚實際情況,考慮到前後左右,正反兩面,以及當前和長遠、國內和國際的種種條件及實際效果。他考慮問題的週密和細緻是出了名的。”郭沫若同志在《洪波曲》中講到自己親眼看見的情景:“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發條的鐘一樣,有條有理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説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當然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那麼做的。萬隆會議先遣組組長姚力曾説:在萬隆的七八天內,周恩來同志每天睡覺的時間大體只有3小時。這聽起來讓人難以相信,但姚力細細地説明他每天的時間安排,讓人不能不信。後來,周恩來同志的機要秘書郭英會講的情況,和姚力所説的完全相同。

　　周恩來同志歷來顧全大局,有時甚至要忍辱負重,從而在緊要時刻避免了黨可能發生的分裂。“文化大革命”是他十分痛苦的時期。他説: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有時他不得不説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因為不這樣做就不能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堅持“抓革命,促生産”,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保護大批黨內外的幹部。鄧小平同志説:“‘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陳雲同志説:“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這是大家所熟知的。

　　1972年5月,他被確診患膀胱癌,發展到每天便血,但仍繼續超負荷工作。從確診到住院的兩年內,除了13天以外,他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直到鄧小平同志復出並參加聯合國會議歸國,他才在1974年6月住進醫院,當天就做了大手術。住院期間,他會見外賓65批,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出院開會20次,找人談工作200次以上。其中包括:扶重病坐飛機到長沙毛澤東同志處解決四屆人大“組閣”這個全局中的關鍵問題,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分兩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設想。他完全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周恩來同志作為20世紀有著重大國際影響的一位巨人,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受到眾多外國朋友的尊敬。他逝世後,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由會議主席提議,全體代表起立為他致哀。聯合國大廈前也下了半旗。1979年10月,法國政府在巴黎舉行周恩來20年代舊居挂紀念牌的儀式。大理石紀念牌上鑲嵌有他的半身銅像。這是法國著名雕塑家保爾貝爾蒙多的作品。他説:“我希望重現周恩來的生命和魅力,力求讓更多的目光聚集在他的臉龐上,從他明朗的形象輝映出他的內心世界、他的活力和他的精神。”法國總統德斯坦在揭幕式上動情地讚揚周恩來是“一位具有巨大魅力、智慧超群和學識淵博的人”。他説:“對這位從不希望為自己豎立紀念碑的人,我們希望在他開始自己的戰鬥生涯和對法國産生友好情誼的地方向他表示我們的敬意。”

　　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周恩來這個光榮而不朽的名字。光榮,因為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過那麼多巨大的貢獻,是常人難以企及的;不朽,因為他遺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産將萬古長青,他那忘我的奉獻精神和熱愛人民的高尚品格將永遠激勵後人踏著前輩的足跡不斷前進。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鄭重提出要“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他説:“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産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一代又一代共産黨人,正是懷著這樣的初心和使命,前仆後繼、排除萬難、團結奮進的。

　　今天,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此時此刻,我們自然會格外滿懷感激之情,緬懷前輩們為我們奠下的基石。

　　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産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重溫他的一生,用來鼓舞和鞭策自己,必將化為巨大的精神動力,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奪取新的更大的勝利。(金衝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