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戰受害者：控訴日軍細菌殺人 這是一輩子的戰鬥
控訴日軍細菌殺人 我不放棄
開篇語
11月4日，是常德細菌戰受害者紀念日。每年的這一天，一群白髮蒼蒼的耄耋老人就會聚集在一起，共同揭露日軍細菌戰罪行，商議對日訴訟索賠。70多年前，日軍對中國發動了慘無人道的細菌戰，僅湖南常德，就有超過1.5萬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而今年，前來參加集會的細菌戰受害者明顯減少。
“1997年，我們有61位原告參與對日本細菌戰的訴訟，現在只剩下21位，2/3的人已經去世了。”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協會常務副會長徐萬智嘆息説。70年過去了，細菌戰對他們的傷害依然在延續。有人截肢截癱、終生殘疾，有人全家遭戕害，只剩一根獨苗。20年間，來自湖南常德、浙江麗水、義烏等地的細菌戰受害者開展了對日本的細菌戰訴訟，但日本法院卻始終拒絕賠償。但中國的細菌戰受害者從未放棄，他們一直在抗爭。“日本政府必須承認這段歷史並做出賠償，這件事情我們要世世代代進行下去。”幾乎所有的細菌戰受害者都態度堅決。
倖存者張禮忠：
常德1.5萬人死於細菌戰
他家6位親人喪生
20年來他6赴日本打官司
86歲的張禮忠時常回憶起75年前的那個早晨，父親挑著四弟和五弟的屍體，把他們安葬在郊外的亂墳崗。那種刺心的痛，他一輩子也忘不了。1941年11月4日，日軍在常德空投鼠疫菌，張禮忠家中共有6名親人在兩年內喪生。從1998年開始，張禮忠開始蒐集日軍在常德實施細菌戰的罪證。幾年走村入戶，他整理出一份7643人的受害者死亡名冊，成為日軍當年在常德實施細菌戰的鐵證，並被日本法院採用。從1997年開始，日本法院三次判決，都拒絕向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做出賠償。張禮忠先後6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參加訴訟，並在日本發表演講，講述日軍當年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他説，他不會放棄，這是一輩子的戰鬥。
張禮忠的頭髮幾乎掉光，眼睛瞇成一條縫，身材異常瘦削，滿臉皺紋寫滿了滄桑。雜物間，幾十捆發黃的材料堆在墻角。這是幾萬件日軍當年用細菌戰殘害常德百姓的照片和文字材料。75年前，他一家13口在日寇的細菌戰中只剩3人，每次説起這些悽慘往事，老人都會傷心得好幾天吃不下飯。
“兩個弟弟死在我面前”
老人拿著拍攝于1938年的一張全家福給記者看。當時，張禮忠還叫張國珍，6歲，排行老二。當時，他的家中有13口人，還有奶媽、傭人、丫頭以及兩個學徒，住在常德城區最繁華的高山巷口常清段。父親張金庭開著一家刻字店，因為有一門刻橡皮圖章的手藝，所以家境殷實。“當時我們家有200多平方米，我還有一個很大的房間。”
1939年冬，日軍飛機轟炸常德廣場，血肉模糊的屍體就放在街口，張禮忠嚇得晚上不敢回家。1940年5月，日軍飛機在常德投放燃燒彈，整條街火光沖天，他家的房子也燒成了灰燼。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飛機拉粑粑(扔炸彈)”，這是張禮忠兒時唱得最多的歌。1941年的一次轟炸中，張禮忠的左邊小腿被一塊彈片炸傷。老人指著左邊腿上一個梅花狀的疤痕説。當天下午，警報解除後，街上的墻上血肉模糊，電線桿上到處都挂著人的五臟六腑和手、腳，防空洞裏也有很多屍體，惡臭不堪。當時沒有東西消毒，他隨手抓起一把煙絲包紮，後來傷口感染化膿，雙腿爛掉，醫生甚至讓他去截肢。直到1950年，他的雙腳才痊癒。
1942年4月的一天，兩個弟弟開始發高燒。父親請來一個郎中，郎中説是鼠疫。第二天先後死亡。“我眼睜睜看著他倆身體抽筋，一點點在我面前斷氣。”張禮忠泣不成聲。奶奶用毛巾捂著嘴哭，都咳出血來了，生怕被保長、甲長知道，拉去火燒。第二天清早，父親把兩個弟弟放在兩個籮筐裏，偽裝成睡覺的樣子，上面蓋著一層衣服。兩具屍體放在一個木匣子，因為匣子太小，四弟的手還露在外面。
一家人只剩我一個人
祖母悲痛欲絕，到這一年冬天也病故了。祖父也于1943年9月感染鼠疫病故。
當時家中還有一位40歲的奶媽，1943年常德會戰時，所有人都在撤退，而她無家可歸，要求留下幫張家看守老屋。一個月後，日軍敗走。張禮忠和父親回到家，房屋盡毀，奶媽死在門外的土洞旁，屍體開始腐爛，褲子已經被扒掉，身上也有刀傷，顯然是被日寇強姦後殺害。張禮忠哽咽得説不出話來，他雙手捂臉，淚水從指縫中滑落。
兩年內死了6口人，房屋兩次被燒光，作為家中頂梁柱的父親也承受不了這種巨大的打擊，成了植物人。1944年秋，他在逃難途中病死，時年43歲。此時，一個13口的人家，只剩下母親、大哥張國彥和張禮忠三人。但父親去世時哥哥只有15歲，還沒有掌握父親刻字的技術，怎麼能養活一家人呢？母親只好帶著張禮忠哥倆到一個遠方表叔的船上做工，當起了縴夫。大哥最終因為無人照料，得病後到處乞討，1948年去世，時年僅19歲。“3年之間我家7口人被毒殺，現在只剩下這一張照片了。”説罷，又是一陣痛哭。
“死一個人就像死一隻雞”
“當時死一個人就像死一隻雞那樣平常。”張禮忠説，鎮上的兩家棺材鋪本來還有不少存貨，鼠疫發生後兩三天就把存貨賣光了。後來死的人就只好用棉被、草席包著，抬到亂墳崗埋掉。後來埋人的地方都沒有了，只要往黑瓦窯裏塞，黑瓦窯滿了就往枯井裏塞，枯井塞滿了就往河裏扔。
一開始，張禮忠家中有人死亡，還要請和尚、道士到家中做法事超度。到後來，因為死人太多，和尚、道士都不敢下山了。
在西洞庭湖，有個大湖名叫氈帽湖，很多貧苦老百姓在湖邊搭上臨時窩棚，開荒種菜。但1941年11月4日清晨，裝載著鼠疫細菌的炸彈在快要飛抵常德前，飛行員在檢查投彈裝置時，落了一枚細菌彈到洞庭湖中。氈帽湖柴山裏的老百姓由於與世隔絕，不知道湖裏掉下了細菌炸彈。有人划船到周家店、石公橋賣魚時感染了鼠疫，帶回了柴山村。
從1942年春開始，柴山村鼠疫大爆發。他回憶説，當時船上都是腐爛的屍體，成群的烏鴉在啃食，天空黑壓壓一片，非常瘆人。而湖邊，鳥、魚、野狗、人的屍體混在一起。不到兩個月時間，氈帽湖沿岸就死了1500多人。此後3年內，再也沒有人到這裡砍柴捕魚了。至今憶起，張禮忠都覺得驚悚，他常從噩夢中驚醒。
731部隊老兵承認投細菌
儘管日本竭力否認當年在中國進行過細菌戰，但曾6次前往日本的張禮忠接觸到了多位當年參與研製的日本“731部隊”老兵。筱塚良雄就是其中一位。
1939年，15歲的筱冢良雄加入731部隊少年班。同年5月，他和其他9名少年隊員一起，被送到中國哈爾濱市郊的“731部隊”總部。筱塚良雄告訴張禮忠，在這個秘密部隊裏，他參加了跳蚤的繁殖和細菌的生産工作，大量生産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儘管上司從來不説這些細菌什麼用途，但下級隊員都知道，這些細菌被送往南京等地，從飛機上投下，達到大規模殺害中國人的目的。
筱塚良雄1945年被俘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被釋放回國，他曾多次為中國受害者作證，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在證言中筱冢良雄説，731部隊培養了許多跳蚤，並使它們感染瘟疫。“我的任務是把帶跳蚤的老鼠和一些未脫粒的麥子放進籠子，關進黑屋。老鼠死掉後，我把這些跳蚤收集到玻璃容器裏。最多的時候，我們每30小時就能生産出幾公斤的細菌。”
2007年，張禮忠在日本見到了筱塚良雄。“他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説當年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要悔罪。”
掏10萬元蒐集日軍罪證
1998年初，張禮忠從電視上知道了細菌戰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賠的消息。第二天他就寫報告要求加入。一開始，兒子對此並不支援，認為事情已經過去了，索賠沒有意義。但老人性格倔強，堅決要去當志願者。
張禮忠去走訪時，很多細菌戰倖存者嫌麻煩，也怕惹麻煩，都不願意參與。細菌戰受害者分佈非常分散，他聽説一個鎮上有個道士當年專門給死者家裏做道場，於是便找到他，順藤摸瓜找出一連串當年的死者名單。66歲的張禮忠像小夥子一樣騎自行車，每天穿梭在偏僻的山村。最多一天要騎100多公里。有時天氣太晚，來不及回家，他就和志願者們露宿在農戶家中，順便向他們打聽線索。每天充饑的食物是自帶的乾糧，頂著酷暑，冒著嚴寒，走村入戶座談。
由於細菌戰調查委員會是民間組織，張禮忠的所有花費都從退休金中支出。從1998年3月至2007年3月的10年間，他自掏腰包5萬多元。有一些細菌戰受害者癱瘓在床，無人照料，張禮忠有時也會接濟一下。20年間，老人用在調查日本細菌戰證據上的花費達10萬元。
最終，一份詳細的細菌戰死亡者名單，成為對日訴訟的鐵證之一，被日本律師團、法庭所確認。據張禮忠調查，在常德，細菌戰直接死亡的中國軍民有7643人，大概有1.5萬名常德平民在這場災難中喪生。
6次赴日本打官司
如今，歲數大了，張禮忠最大的擔憂就是隨著細菌戰受害者陸續去世，這段歷史會被人遺忘。最近幾年，小學都沒有讀完的他出了兩本書，記錄這段歷史，其中一本叫《鐵證如山 不容抵賴》。每次孫子們回家吃飯，張禮忠就講那段歷史，“不管他們感不感興趣，都要往他們耳朵裏灌。”
20年間，張禮忠先後6次前往日本參與訴訟，對日訴訟的每個時間點他都記得。1997年，常德部分細菌戰受害者的61名原告，在日本友好人士的幫助下，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遞交訴狀，經過5年27次開庭，終於做出一審判決。法院認定，1940年到1942年，731部隊在中國浙江、湖南等地用鼠疫菌和霍亂菌混入當地軍民的食物中，殺害中國居民。但法院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2005年7月19日，東京法院作出二審判決。張禮忠和其他受害者遠赴日本進行聲援、宣傳活動，他還在東京街頭散發自己手繪的日本細菌戰小冊子，向日本民眾傳播當年日軍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殺家之仇，不共戴天。受害者要求的是謝罪、賠償兩方面，缺一不可。沒有賠償的謝罪，是虛偽的謝罪。沒有謝罪的賠償，不是真心的賠償。”
如今，張禮忠最大的心願就是自己身體健康，這樣才能與日本政府戰鬥到底。“我現在一不抽煙，二不喝酒，攢錢一是為了收集細菌戰的資料，二是為了到日本打官司，要一個公正的判決。我要把身體養好，活到100歲，跟他們鬥爭到底，等到日本政府向我們賠罪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