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國5000年文明史：二里頭文化的“國家”意味

　　青銅催生了最早的“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大階段也恰是東亞大陸青銅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分野。如果説在作為廣域王權國家實體的“青銅中國”之前，還有一個“玉石中國”或“彩陶中國”的話，那後二者中的“中國”，顯然只能是地域的概念。

　　在二里頭時代之前的數百年時間裏，東亞大陸的多數區域，早期銅器的使用呈現出紅銅、砷銅、青銅並存的狀況。銅製品多為器形簡單的小件工具和裝飾品等生活用具，鍛、鑄均有，製造工藝處於初級階段，尚未熟練掌握合金比例。如多位學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樣，東亞大陸用銅遺存的出現，應與接受外來影響關係密切。至於東亞大陸部分區域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依據最新的年代學研究，要晚到西元前1700年前後了。

　　考古學觀察到的現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銅禮容器的中原地區，也是東亞大陸最早出現廣域王權國家的地區。青銅禮器的出現和當時的中原社會，都經歷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與裂變的歷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導致中原地區自西元前二千紀上半葉，進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時代。早期中國，由此起步。那麼，是青銅禮器及其鑄造術，催生了最早的“中國”？

　　隨著二里頭文化在中原的崛起，這支唯一使用複雜的合范技術生産青銅容器(禮器)的先進文化成為躍入中國青銅時代的一匹黑馬。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青銅禮器只隨葬于二里頭都邑社會上層的墓葬中，在這個金字塔式的等級社會中，青銅禮器的使用成為處於塔尖的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標誌。這些最新問世的祭祀與宮廷禮儀用青銅酒器、樂器，儀仗用青銅武器，以及傳統的玉禮器，構成獨具中國特色的青銅禮樂文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權與強大的軍力，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國家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從早期王朝流傳下來的祭天崇祖的傳統，幾千年來一直是中國人宗教信仰和實踐的主要內容。二里頭都城規劃中祭祀區的存在，以及以青銅為主的祭祀用禮儀用器，都與大型禮制建築一樣，是用來昭示早期王朝禮制傳統的重要標誌物。由於軍事力量在立國上的重要性，青銅與玉石兵器也成為祭祀禮器和表現身份地位的儀仗用器的有機組成部分。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器産品的使用範圍主要限于二里頭都邑的貴族。也就是説，二里頭都邑不僅壟斷了青銅禮器的生産，也獨佔了青銅禮器的“消費”即使用權。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後的禮儀制度的重要載體。作為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象徵，以酒器為中心的禮器群，成為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會關係的巨變(在等級秩序下人際關係的大調整)而非人與自然關係巨變的基礎上的。而鑄造銅爵等造型複雜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確地組合起內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當時已採用了先進的複合范工藝。克服其中的種種困難，最終鑄造出青銅禮器的內在動力，應當就是這一時期新興王權對宮廷禮儀的整飭。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青銅鉞，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鉞作為象徵軍事權威的儀仗用器，也是一種用於“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橫置的鉞，在最初應指代秉持斧鉞之人即有軍事統帥權的首領，隨著早期國家的出現，逐漸成為握有最高權力的統治者的稱號。早于甲骨文時代數百年的二里頭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鉞，和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就應是已出現的“王權”的又一個重要象徵。換言之，鉞的禮儀化是中國王朝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的一個縮影。

　　在早期王朝的禮器群中，爵、鉞等器種持續興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為後世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符號，個中原因，頗具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