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需要什麼，近平就幹什麼”

　　採訪組：

　　你們從北京出發趕赴陜西，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戴明：

　　還有些印象，一些細節還記得挺清楚。我們是1月13日出發的。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當時一看，好傢夥!人山人海，擠都擠不動。有知青，有來送行的家人，還有維持秩序的警察、軍人、車站工作人員，整個站臺擠滿了人。當時，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為人太多，他們沒能擠到前面去。

　　我們乘坐的“知青專列”能容納一千多人。車停在那裏等待出發的時候，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有這麼多人送我們，場面這麼隆重，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覺得還挺光榮的。可列車一開動，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為畢竟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大多都沒怎麼單獨離家出過遠門。

　　多年以後，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他説：“在去延安的專列上，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説，你怎麼還在笑啊?我説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這不是好事嗎?我哭什麼呢?他們聽後就破涕為笑了。”

　　“知青專列”從北京出發，經過河南，過黃河大橋，沿著隴海線，一路到了西安。沒換車，火車又開到了銅川。抵達銅川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過饅頭、鹹菜，之後就準備出發了。出發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一兩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那個卡車還不錯，上面加了一個篷子遮風擋雨。我們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車鬥裏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輛卡車能坐二十幾個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我們上車的時候，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黃土滾滾，鋪天蓋地。當時看到那個情景，我們都很興奮。等到上車走了半天，凍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們也就不興奮了。

　　就這樣，一路顛簸到了延安。下車的時候，我們身上全都是土，變成一個個“土人”了。天已經黑了，我們住在一個學校裏。經過一天的顛簸，知青們非常疲憊，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著，就找了幾個人出去溜達。那時延安城特別小，我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延安當時最高的一個樓就是新華書店，是個二層樓房。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個路燈，寒風一吹，燈罩“啪啦啪啦”地響，燈光一閃一閃的。當時我的心情簡直沒法描述——“原來這就是延安”，心裏涼了半截。

　　接下來的一天，我們繼續坐卡車，從延安到延川200里地，當時那個路非常難走，全都是盤山路，在垣上繞來繞去，走了很長時間。遇到比較好走的路，車一開快了，又很冷，黃土一直不停地從縫隙裏灌進來。我們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裝”上了，有什麼都往身上裹。

　　從這裡開始，我們就發現原來的大卡車長龍變得稀稀拉拉，車越來越少了。每到一個地方，就有一些車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們的心情也越來越低落，怎麼越走車越少?我們怎麼還不到地方呢?我們見到荒涼的黃土高原，以為快到目的地了，沒想到走了那麼久，還有更荒涼更貧窮的地方，當時真是感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但車還是一個勁兒地往前開，最後滿眼都是黃土飛揚，卡車只剩下幾輛，我們的心情越來越絕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沒怎麼説話，我們的話也漸漸少了，一是疲勞，二是忐忑，我們都蔫了。車還在一直不停地往前開，總也不到地方。車上有個知青沉不住氣了，就拍著車廂對司機喊：“師傅，你是不是走錯了?”司機説：“這條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錯的!”

　　我們終於到了文安驛公社。下車的時候，發現同行的卡車已經所剩無幾了。一下車，公社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條白毛巾。

　　吃過飯，各個生産隊的人都已經在公社大院裏等著我們了，負責人一念名單：某某某，哪個生産隊的，跟各村的人對號入座。梁家河來的人幫我們背上行李，領著我們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鄉推來了一輛平板車，給我們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幾個人，把我們的行李背上。村裏的老鄉對我們可好了，什麼都不讓我們拿，行李都是他們背。我們就拎點小件，有的連小件都沒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買的一個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隨身物品全都裝到裏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壯的一個勞力——一個名叫“會兒”的小夥子，把我那個箱子用繩子捆起來背在身上。

　　我們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條很深的山溝裏面，山溝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車勉強能通過。終於到了梁家河，“會兒”已經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説：“這是你的箱子呀?差點沒把我腰背斷了!”

　　現在你要是從北京去延安，坐高鐵就幾個小時，當天就能到。坐飛機當然就更快，一個多小時就到延安了。從延安開車到梁家河只要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