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需要什麼，近平就幹什麼”

　　王憲平：

　　近平離開村裏，上大學走了以後，還一直惦記著梁家河的鄉親們。除了和村裏通信聯繫以外，他還回來過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時候近平任福州市委書記，工作雖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時間回來看望大家。村裏根本不用挨家挨戶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間傳開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聽説近平要回來了，都高興得不得了。那時候正是陰曆八月，有人就説：“哎呀，近平回來的正是時候，正好咱的紅薯下來了，他能吃上咱的紅薯了。”

　　村裏人在他來之前，就開始準備迎接他，早早就開始張羅做飯，還殺了兩隻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裏人都涌出來迎接他，他跟鄉親們拉話，跟我們這些“當年的小夥伴”握手，拍著肩膀問好，非常親熱。我們拉了一會兒話，近平就在村裏挨家挨戶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戶人家都看一看。他當梁家河村支書的時候，還是七十年代初，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村裏人都過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時候，村裏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幾裏地的路。

　　中午吃飯的時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滿滿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後，他説：“咱們這羊肉還有沒有了？我離開咱梁家河這麼多年了，走到哪也沒吃到過這麼香的羊肉。”石春陽説：“有嘛！還能沒有你吃的？”馬上又給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們問：“近平，還吃不吃了？”他搖搖頭説：“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撐了。”鄉親們都笑了起來。

　　2005年，我到北京辦事，和當年插隊的幾個北京知青聯繫上了。他們跟我聊天説：“黑子，既然你來了，咱們乾脆把當年的知青都聯繫一下，聚一下。其實，大家多數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個單位。”我説：“好啊。”於是我們就開始聯繫，通過託人打聽、一個一個地確認，當年的知青，我們全都聯繫上了。但是有幾個人沒能來參加這個聚會，有一個在英國工作，沒回來。還有兩個人因為臨時有事，沒來成。

　　近平當時已經調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給他打電話説：“近平啊，黑子到北京來了，我們幾個把咱們插隊的老知青都聯繫上了，打算搞個聚會，看你能不能回來參加？”

　　近平那段時間恰好開會，特別忙，他也想回來，但是實在脫不開身。他把這個情況跟雷平生説了一下，然後囑咐他説：“黑子來了，你先替我掏3000塊錢給他，讓他在北京多待幾天，陪他到那些景點、好玩的地方轉一轉。他大老遠來看咱們，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讓他掏門票錢。”我們聚會的時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塊錢給我，他説：“黑子，這是近平給你的錢。”

　　2009年11月13日，當時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來考察，那次因為事務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緊，還有市、縣、鎮、村四級彙報座談會等活動。所以近平就沒有專程到梁家河來看望鄉親們。但是他把我們幾個比較要好的朋友都請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個晚飯、敘敘舊。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闊別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動。和他握手的時候，我一時不知道説什麼話好，面對小時候的好朋友，現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不知道該稱呼他“習副主席”，還是“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