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徵集新地名的通告中附上了暫時擬定的地名“定軍山市”,這些日子陜西勉縣吸引了不少關注。有人就提議,算一下因為改地名而增加的開支。當然,勉縣的地名更改,源於撤縣設市的契機,即便沿襲原地名,行政區劃的調整帶來的支出也難以避免。但對於那些有意更名的地方來説,改地名的成本賬,值得好好算一算。
地名一變,單位印章、公司牌匾、地圖都得跟著換
更改地名,前後可能只是幾字之差,但落到日常生活中,牽涉面卻甚廣。
地名更名,成本如何?以西部某縣為例,撤縣設區時,當地順勢改了地名。
“從法律上説,撤縣改區後,原有成為某縣的政府部門印章已經無效,必須啟用新的印章。章、印、牌,這3件必須換。”該縣公務員楊唯(化名)説。撤縣設區後,當地印章店、廣告門市好一陣忙碌。
楊唯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按照目前當地市場價,製作一副鋼印需要1000元,一個牌匾500元,鋼制印章300元以上,普通塑膠材質印章則要80元。“這是平時價,説不準個別商家還會借機漲價。”
楊唯估算,僅以縣級政府部門為例,大的部門比如人社局,加上內設機構和下屬機構,差不多有上百枚章,按照平均一個部門40枚章,一共25個政府部門計算,那就要1000枚印章;而到了鄉鎮一級,按照每個鄉鎮政府20枚章保守估計,全縣10個鄉鎮就要200枚章;而全縣近120余個村(居)委會,每個居委會黨支部、村(居)委和村民監督委員會加起來又要360枚章。“像用章大戶教育局系統,算上所屬學校,少説也要300枚印章;每個鄉鎮還有10個左右獨立的鄉鎮站所,也要100多枚印章。全縣保守估計,光是政府部門就不少於2000枚章,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標準的原子鋼章。”楊唯説。“往低裏算,假設一枚章是200元,光2000枚章就得40萬元。上百枚鋼印、牌匾也要花將近30萬元。”按照楊唯的計算,僅縣級政府和縣村兩級機構章、印、匾的更換就需要70萬元左右。
“這還是保守計算。”楊唯説,“要是再算上縣級黨委、人大、政協,那又有一大批章,國企、私企章也要跟著換,100萬元都打不住!”
實際上,地名更改後,需要更改的遠不止章、印、匾。“工商行政登記、地名標識、地圖標注……很多東西都要跟著改,改了之後還要逐個通知,這些都是成本。”楊唯説。
有的地方改名十多年,當地百姓還是叫不習慣
雖然已經更名十餘年,但在甘肅天水的本地人看來,麥積區還是北道區。
“2005年,北道區要更名的時候,我還在上學,記得當時,學校和周邊店舖的門牌都換了,特別不習慣。”沈磊是天水市麥積區人,他和周邊的許多親戚朋友到現在還是不習慣稱呼家鄉的新名。
為什麼一直改不了口?“新地名麥積,不順口又不好聽。而且在麥積區還有一個麥積鎮,很容易相互混淆,所以我們一般用‘麥積’指代這個城鎮,用‘北道’指麥積區的城區,這樣更好區分。”沈磊表示,雖然知道,當地選擇改地名是為了更好地宣傳天水的麥積山石窟,突出天水的人文自然景觀、地域特色,但作為土生土長的北道人,他確實從心理上對新地名還有所排斥。
和北道區一起改名的,還有同市的秦城區,它被改名為秦州區,本地人對於後者的接受程度更高。“秦州比秦城聽起來更‘洋氣’,而且也更有歷史依據。”沈磊説。同樣是土生土長的天水人,王碩彤則認為更名提高了家鄉的知名度,也為本地旅遊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去年坐火車的時候,我碰到幾位來自寧夏的遊客,聽説火車路過麥積區,他們就立即提到了麥積山,這讓我感覺挺自豪的。”
更改地名還會帶來許多“連鎖反應”,居民身份證與戶口本、銀行開戶資訊等許多和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都要更換,平添了很多麻煩。
改地名不是提升知名度和經濟收入的制勝法寶
據當時的媒體報道,2005年,天水的兩個區更名,一共改掉3個字,直接花費在200萬元到300萬元之間,這對2003年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不足6000元的天水來説,不是個小數字。
與天水一樣,儘管知道改地名成本不菲,很多城市還是選擇“改頭換面”,更名之後可能帶來的知名度和收益上的提升也許是最直接的推動力。
從全國範圍看,的確有些地方憑藉更名打響名氣,獲得較為可觀的經濟收益。
説起雲南思茅市更名為普洱市,普洱商人吳禾覺得改得好。“普洱本地從事茶業銷售、開辦茶廠、種植茶葉的人越來越多,慕名前來進貨的外地客商也多了。”吳先生説,改名之後,當地原本發展就不錯的茶業越來越紅火。
“思茅市更名為普洱市,原來思茅市下轄的普洱縣改成了寧洱縣。”寧洱縣的錢陽告訴記者,剛更名的時候,確實有人被新舊地名弄糊塗,後來,遊客繞開了老“普洱縣”,直奔新“普洱市”。
同樣,在1994年經國務院批准,由安徽嘉山縣撤縣設市更名的明光市也獲益於此。
時任嘉山縣民政局局長張來兵表示,改名的考慮之一是提升地方知名度,新地名既源於當地的歷史傳説,也與當時嘉山縣的支柱企業——明光酒廠同名。“改名後,企業知名度大增,發展勢頭一度很猛,不少知名企業當時還提出要和明光酒廠進行項目合作,經濟效益也不錯。”
不過,在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楊福泉看來,更名並非制勝法寶。
“比如地處滇西北的香格里拉。當地政府一直致力於推動滇西北的旅遊産業,麗江獲得世界文化遺産稱號後,其知名度的提高也帶來了‘周邊效益’,因此,改名為香格里拉對當地旅遊發展雖有推動作用,但並不是根本原因。”楊福泉説。
在他看來,想要提升一個地方的知名度、推動經濟發展,除了依靠本地的自然人文資源魅力外,還應思考怎樣保持這種魅力的可持續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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