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員:農村剩男脫貧才能脫單
“不少農村孩子,就是因為住在山上,交通不便,所以找媳婦困難。”全國政協委員、濟南軍區第150中心醫院院長高春芳是從河南一個貧困縣走出來的,近年也經常去河南等地的貧困農村調研。他認為,解決剩男問題,首先要把村子的路修好,自來水接好,“脫貧才能脫單啊”。
“我父親活著的時候講過一件事,過去他當縣交通局長的時候,把土路修起來了,但他退休後就沒人管了。他跟我説:‘現在咱們村兒的男孩兒找不著對象,因為路不通,你能不能想想辦法?’”高春芳向有關部門反映了情況,後來村裏的路修好了。但吃水也存在問題,因為水不乾淨,村裏很多人生病。自來水、交通等基礎設施,都是姑娘決定是否嫁進村子的第一因素。
彩禮也是個大問題。來自甘肅天水的全國人大代表馬百齡説,在自己的家鄉,農村彩禮已經到了令人驚嘆的地步,不少地方甚至出現按照女孩“含金量”劃分彩禮檔次的現象:“比方説帶‘金飯碗’的,帶‘糧票’的,不帶‘糧票’的。不帶‘糧票’的就是沒上過學的女孩子,彩禮比較低,大概8萬到15萬元;帶‘糧票’就是上過學有工作的,彩禮在20萬元上下;最高的就是公務員,據我了解,彩禮是25萬到30萬元。”
全國人大代表、雲南省昭通市委書記范華平也注意到農村彩禮高的問題,但他覺得這並不是農村剩男問題的關鍵,“女孩子找對象,要求肯定要高一點。關鍵問題還是男孩子要提高自身素質,具備基本的做事能力,出去打工,打普工收入太低,做技工又沒有技能,這是非常尷尬的事情,説到底還是文化水準低”。
昭通地處雲、貴、川三省接合處,是雲南省貧困面最大、貧困程度最深、貧困人口最多的地區。在范華平看來,搞好脫貧攻堅,才能為農村大齡青年找對象提供一個外部的環境和條件,“如果農村生活城市化,在農村創業的條件才會好,才能為解決農村剩男問題創造條件”。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問及曾經考察過的湖南十八洞村“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婦兒”,全國人大代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長郭建群回答説“7個”。提到這個場景,全國人大代表、湖南老爹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田儒斌回憶説:“當時大家都笑了。”
田儒斌對這件事一直非常關注。他介紹,2016年年初的十八洞村相親會場面盛大,“本村的來了,外村的也來了,相親的男男女女幾十人,看熱鬧的更多,總共有幾百人”。十八洞村有900多人,這個村子原來有37個40歲上下的單身漢,大概佔適齡婚配青年的10%。田儒斌説在湘西地區這算是一個“中等比例”。
現在,這部分人脫貧的一個重要標誌是能否成家。“以前,如果這個人蓋了新房子,那就是脫貧了;現在脫貧更重要的標誌是女方能夠看得起你,願意嫁給你。”田儒斌説。
為了幫助大齡男青年“脫單”,湖南當地政府的工作隊或民間機構組織相親,給大家搭了“平臺”,讓他們有交流的機會。來自湖南的另一位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何寄華也特別推崇這種活動。自稱為“農村人”的何寄華高中時就意識到了“剩男”問題。因為住在他家隔壁的四兄弟只有一個娶了媳婦兒。何寄華提出,這是一個“人性”的問題,先幫助這些人成家,他們就有了脫貧的動力。
何寄華認為,農村剩男的形成原因很多,除了區域發展水準和大齡未婚男青年自身的因素外,他還特別指出農村年輕人常常因為“缺少交往機會,又不懂得表達”而耽誤了終身大事。“農村人談戀愛根本不會説‘愛’這個字,就是説‘你看我合不合適’!”何寄華為他們感到著急。
在田儒斌和何寄華看來,脫單絕對是個“技術活兒”。近幾年,湖南農村開始流行組織各種規模的培訓、對接、引導和服務。在相親會之前,地方政府工作隊、團委、青聯和婦聯等單位會培訓有意向的男青年,告訴他們如何表現出自己的“精氣神兒”,如何“用幾句話征服對方”。
何寄華對培訓的內容非常清楚:“生活習慣要適當調整,衣服可以不好看,但是要乾淨整齊。不能第一個扣子扣到第三個上去,鞋帶要係好,腳上有泥巴要洗掉。貧困不能沒有精氣神兒,你要讓人家姑娘看到希望!”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華日服裝有限公司工會主席朱雪芹是一位農民工代表,每年春節都要帶孩子回老家江蘇睢寧過年。她也注意到了農村剩男的問題,“要為農村青年創造創業的環境。創業帶動就業,更多農村年輕人可以就近就業,年輕女孩子就可以留下來工作了”。
朱雪芹今年提交了一個建議,動員和號召知識型、技術型農民工返鄉創業創新,反哺新農村建設,“他們在城市中學到了現代化的管理理念,學了一定的技術,掌握了一些資訊,有一定的資源和人脈,回去創業成功的幾率會更高,能夠推動新農村建設,也可以把城鄉差距進一步縮小,農村青年的婚戀問題自然可以解決”。
記者 周凱 張茜 劉世昕 李晨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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