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降準0.5個百分點 對普通百姓意味著什麼？

　　原標題：降準、寬鬆、樓市火爆……你能看得懂麼？

　　明日綾波俠客島

　　G20央行財長會議上，周小川提出的“穩健略偏寬鬆貨幣政策”的説法，讓外界極為關注；昨天，央行又宣佈降準0.5個百分點，似乎是在呼應“寬鬆”的説法。根據專業機構的估算，此次降準，可能釋放出6000-7000億元的資金給市場。

　　如何判斷這樣的政策以及表述變動帶來的變化趨勢？對普通百姓來説，這樣的變化又意味著什麼？

　　操作

　　説起來，寬鬆貨幣政策可以有很多種操作方式。直接印鈔票是一種，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是一種，央行在公開市場上買入債券注資也是一種。如果是印鈔票，增加流通中的貨幣，大家就會覺得手裏的錢“毛”了；而降準、買入債券等，理論上就會使需要錢的企業和個人更容易地貸到款，一般可以刺激經濟更快發展。

　　降準，首先應該弄清楚存款準備金率到底是什麼。存款準備金率直接影響的是銀行手頭所有的流動性資金，因為央行對於商業銀行是有規定的，商業銀行必須在央行存有一定比例的錢，這些錢是不能用於貸款的。比如銀行有100萬，準備金率是15%，那麼只有85萬可以放貸；如果降低到14.5%，就有85.5萬可以用來房貸。

　　因此，降準帶來的直接效果就是商業銀行可以用於貸款的錢增多了，市場上的流動資金也就多了，但這和印鈔票是不能等同的——印鈔票是直接增加總的貨幣量，而降準是將原來“凍結”的貨幣釋放出來，總的貨幣量並沒有增加，但二者都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那就是增加市場上的流動資金。

　　那麼降準對我們普通居民手裏的錢到底有什麼影響呢？居民對於手裏錢的變化感受最明顯的可能還是物價的變化，説降準對於物價沒有影響那是不可能的，但關鍵是影響有多大，以目前我國的物價水準來看的話，這種影響還是比較小的，考慮到目前我國不少商品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態，即便適當的增加社會流動資金，這類商品的價格受到的影響也不會太大。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歷史。2008年11月，為應對經濟危機、“保增長”，中國的貨幣政策首次提出“適度寬鬆”；2年後，中國經濟企穩回升，2011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貨幣政策回歸“穩健”。同樣，在經歷了幾年的“穩健”之後，2016年“略偏寬鬆”的説法，也可以看作是在當前較為低迷的經濟局勢下的應對舉措。

　　我們都對美國“量化寬鬆”（QE）的説法耳熟能詳。其做法，則無非是在金融危機到來時，通過大量印鈔票的方式來製造和投遞流動性，穩定市場的情緒和秩序。從結果看，至少對當時美國乃至世界的經濟秩序穩定還是起到了作用的。

　　因此，如何看待從“略偏寬鬆”到“降準”，得把很多事兒結合起來看。

　　困局

　　有幾件事可以聯繫。一是在G20會議上，周小川表示，現在銀行總貸款中，個人房貸的比率還較低，大概不到20%，對比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佔總貸款40%－50%的比例，還是相對較低，因此應該大力發展；第二，則是一月份全國信貸創下天量的2.51萬億，同比增長58%；同期，1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中，一線城市同比環比大漲，其中深圳暴漲超過50%領跑全國。

　　我們可以進一步聯繫另一項數據：今天國家統計局公佈，2月份，反應製造業情況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報49.0，低於49.4的預期，創下4年多來的新低。

　　一般來説，PMI指數高於50，則表明製造業活動擴張，反之則萎縮。除去春節工廠停工、務工人員返鄉等時令性因素，可以看出，當前的中國實體經濟仍面臨下行壓力。

　　寬鬆一般都會對股市和樓市有一定的推高作用。對股市來説，寬鬆政策釋放出的貨幣，可能有一部分進入股市；對樓市來説，更容易地獲得信貸，則可能讓更多人“加杠桿”買房，也助推房價上漲。比如以前首付30%，100萬的房子需要借貸70萬；但現在降到20%，付20萬就可以買了，杠桿率實際上是增高了。

　　換句話説，樓市在走高，房貸在增加；實體經濟卻依然困難。島叔的一位經營小企業的朋友就説，今年的運轉很困難。對於央行來説，這可能是不願意看到的局面，但也是其事實上很難控制的流向。

　　市場

　　央行為什麼選擇在此時降準、在此時選擇宣佈略偏寬鬆？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時機。比如，G20會議上，國際社會和中國都希望人民幣保持穩定，因此需要寬鬆。另一個原因，則如今天央行副行長陳雨露所言，主要是為了應對國內的經濟形勢，而非主要考慮跨國資本流出的問題。

　　本屆政府任職以來，一直面臨經濟形勢下行的壓力，因此不斷推出給企業減負的相關政策。然而，産能過剩、僵屍企業、重復投資、創造力不足、外需萎靡的情況依然存在。

　　寬鬆出來的錢去了哪兒？至少從目前看，流入實體經濟的可能有限，畢竟1月份的工業企業存款只新增了約8000億元，遠少於2.51萬億的新增量。如果這些資金繼續流入固定資産和金融資産，那麼不僅將繼續推高資産泡沫，同時實體企業則可能繼續缺乏流動資金，拉低生産效率。最壞的結果，就是滯脹——經濟增長停滯，而央行刺激經濟的貨幣則引發通脹。

　　解決實體經濟困局的最根本方式是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需要寬鬆的貨幣環境提供活力，但同樣需要下大力氣、大決心去除政府性的低效投資，需要市場出清僵屍企業、以及營造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通過結構性改革釋放更多的社會活力。

　　走出困境需要時間，改變困境則需要真正的改革。這，或許也是今年兩會外界最關心的議題。

　　文／明日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