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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讀三中全會:有效治理來自對資源的合理配置

2013年11月18日 14:01 來源:解放日報 字號:       轉發 列印

    訪談嘉賓:石磊(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不是説有了中央的説法,配置資源的機制就立刻建好了。這需要實踐來檢驗。這些年來,社會上的資源大都在政府的主導下配置和運作,真的一下子把很多資源交由市場配置,可能還需要一個配套適應過程

    解放評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疑是這幾天大家關注和討論的一個熱點。從經濟學角度,您怎麼理解這一表述進入公報的意義?

    石磊:在學界一直有“國家治理”這個説法。國家治理涉及民眾在國家日常生活當中的地位。它注重的是,一個國家通過怎樣的民主制度,讓民眾能夠真正參與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

    這些年,我們也不能説完全沒有國家治理。只是過去我們更多地把“日常管理”理解為國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和內容。要想真正讓國家治理落到實處,就必須讓政黨、政府、人大、市場、企業、家庭、個人等主體各司其職,將它們之間的權、責、利關係界定清楚。否則,一旦面對問題,大家都只願當智叟、不願當愚公,或者常常處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這就很容易出現模糊空間或灰色地帶,也不利於將公權力放到公開公平公正的透明空間中。

    政治學家可能更多談論反腐、監督、民主、自由等。而作為經濟學人,我們更多強調國家運作的成本和效率,主要考慮大量本已稀缺的社會資源,如何通過國家的有效治理來提高其使用效率,改善社會資源的配置水準。

    解放評論:三中全會明確了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這裡面有多大的變化?

    石磊:所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是相對於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而言的。一個“主導”,一個“基礎”,市場更側重於微觀方面,政府更側重於戰略性籌劃。

    戰略性籌劃加微觀上的配置效率,這兩相結合似乎已經挺完整了。但這裡面最大的問題是,一旦我們把市場限于基礎性作用,而把更多宏觀性的資源交給政府去配置,會導致地方的財源更多集中到中央,而中央就會主要把財政分成投資性財政和生産性財政兩部分。

    事實上,中國特色的公共財政的基本定義應該是民生財政和公益性財政。財政的一切資源應當為整個國家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民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提供服務。

    投資性財政和生産性財政通常會帶來三大方面後果:一是民眾的公共福利會受到影響。資源短缺和配置不均的重要原因,就是公共財政被由政府主導的配置機制扭曲了。政府要做民生方面的投資,則不得不跟其他領域爭搶資源。二是帶來産能過剩。如果是市場配置資源,也有可能出現暫時的供過於求,但不大會出現幾乎所有大規模的製造業都供過於求。企業可能會出錯,但不大會一錯再錯。但如果遇到類似問題的是政府或者國有壟斷企業,他們對犯錯成本的敏感度要低很多。追根溯源,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手頭的資源太多,此外,也有用人制度導向和績效考核上的原因。三是導致地方政府負債日益累積且大幅上升。

    從這三方面的後果來看,我們就能很好理解,此次公告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解放評論:要真正實現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礎性”向“決定性”推進,很多人的看法是,“這件事不會做得很輕鬆”。您怎麼看?

    石磊:我也認同這個看法。這些年來,社會上的資源大都在政府的主導下配置和運作,真的一下子把很多資源交由市場配置,可能還需要一個配套適應過程。比如,進一步規範市場,逐步取消雙軌制等。此外,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資源配置的效率,以及企業各種行為時的規則意識、法律意識、商業道德。而現在一些企業本身素質不高,還不能勝任新的要求。

    因此,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去培育市場、發展市場。要有一個過程,讓市場形成優勝劣汰的機制,讓企業公開公平地去自由競爭,讓法律、管理規定、行業規章成為企業競爭最後的行為底線。再加上政府有效的監管,而不是簡單運用審批手段,這對改善市場功能也是大有好處的。

    當然,政府從很多領域退出來後會有更重要的事可做,比如,公共品的提供、配置和可持續發展。具體到公共品的提供,根據國民經濟的總量和規模,根據社會各階層收入水準,根據城鄉結構、地區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産業結構、增長與發展的關係、內需和外貿的關係,以及國家在國際上承擔的社會責任,需要研究公共資源如何有效配置。

    政府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它的準則就是法律。舉凡重大投資決策,政府不能自説自話,應更多通過人大程式性立法來確保公共投資的安全,確保政府行為規範,確保公眾的權利不被過多侵佔。這是建設一個法治國家的必要條件。

    解放評論:現在有一些人擔心,現有資源配置機制一下子拗不過來。還有人雖然承認市場對於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但不願放棄“強政府”。怎麼看待這些觀點?

    石磊: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前的6年當中,我們對中國經濟體制到底走向何方曾進行過激烈的爭論,到最後還不是統一意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最終通過的《決定》明確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至此,人們關於中國改革是否應當定位在市場導向上的爭論就漸漸少了。此後,大家的爭議變成“市場怎麼建更好”,而不再是“要不要市場經濟”。

    之所以原來有爭論,後來沒有爭論,實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不是説有了中央的説法,配置資源的機制就自然建好了。這需要有一個用實踐來檢驗的過程。對於市場配置資源,我們應該給它更多的時間和空間。讓實踐來説服那些目前還存有疑義的人,讓實踐來證明市場對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為何如此重要,也讓實踐來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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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泰石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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