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從各級地方“兩會”到全國“兩會”的雷人提案不斷，政協委員參會時或缺席，或提出毫無執行價值及可操作性的提案，也屢讓輿論譁然。更讓人鬧心的是，一些身為政協委員的商界精英也屢次站將出來，公然為自身行業利益搖旗吶喊，卻對普通大眾的福祉置若罔聞。這讓很多人困惑，政協委員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而在困惑之外，一條越來越清晰的權力路徑卻逐漸鋪展開來政協委員正在成為一種身份，一份榮譽，並漸漸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政治話語權。於是，頭戴這頂花翎，也成了很多社會精英的夢想，其中當然不乏有錢的商人。
1月30日，廣東省政協委員余慶安表示，改革開放超過30年，新階層社會人士也應該進入參與政協事務，但不能將此錯誤理解成賺錢能力強就能進政協，“不應該讓商人掏錢進政協，這會讓廣大人民群眾失去信心”。（1月31日 《廣州日報》）
商人掏錢就可進政協，説白了就是賣官鬻爵，其間金錢政治的魅影若隱若現。儘管從法律意義上來説，政協並不算得權力機關，它只有議政權，並不能決策，但這並不影響它在權力場域的發聲重量。事實上，很多政協委員正是通過自己的政治乃至行業精英身份，從而對權力決策間接産生影響。也因此，商人掏錢進政協，實際也正是以金錢購買權力的一種方式。
能用金錢購買爵位，其中有商人的利益需求，自然也有這種腐敗滋生的土壤。其實，不管是“政協委員究竟代表誰”的爭議，還是對“商人掏錢進政協”的質疑，其實質都指向了一個問題：政協委員究竟是怎麼誕生的？
從法律程式上來講，如果説人大代表是通過選舉産生的，那麼政協委員就更似一種“吸收”。有人曾總結出政協委員構成的三大特徵：老闆多、明星多、冠軍多。的確，從現實來看，政協委員的産生更像一種精英選拔，他們一般先由各單位提名推薦，然後報經政協常委協商通過，最後向社會公佈即可。很大程度上，很多政協委員並不主動報名爭取，他們進入政協叫接受邀請參政議政。在這個過程中，儘管許多社會精英、明星進入政協，為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帶來一股大膽、專業、行業號召力的新風，但卻也為議政不專業、監督不積極、為自我利益吶喊等現狀埋下伏筆。
選拔精英參政議政沒有問題。問題卻是，如果這種參政議政只是一種被動選拔的權力行使，或者當這種被動的身份最終只是演化成了一種榮譽、自我利益訴求的象徵，那這種權力就極有可能遭遇淪陷。就像如今的“商人掏錢進政協”，實際就正是將這種參政議政的權力，赤裸裸地進行變現，並最終成為商人實現自我利益訴求的一種手段。而這種一味對精英盲目吸收的模式，實際也為“商人掏錢進政協”提供了進場的門票，在這個一切以金錢作為度量衡的社會裏，誰敢説一個有錢的商人不是這個行業的精英？誰又會去查這種對精英的吸收是否存在黑金交易呢？
政協委員的産生過程本身運轉的就是一套精英邏輯，其並沒有認真考慮委員自身的參政議政能力或責任心。正是在這種精英通吃的土壤下，被稱為精英的有錢商人可以掏錢進入政協，然後為自己的企業訴求搖旗吶喊。就像政協委員余慶安所説的，商人有企業問題需要解決，工商業聯合會也可以解決具體經濟問題，“政協不是解決具體經濟問題的工作平臺。”這實際上就很能説明，如今的政協更多地被企業精英當作了解決自我經濟利益、實現自我利益訴求的平臺。
而越來越多在“兩會”前夕組織的商業遊説活動，實際上也正昭示著，這種企圖用商業、金錢遊説政治，獲得政治話語權並影響公共政策的模式，正在成為商人實現自我利益訴求的新方式。這種利益訴求帶來的權錢交易必將導致腐敗不説，普通民眾的聲音也極有可能在此中漸行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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