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討論反腐的人多起來了。在眾多反腐的觀點中,最有名的立場是主張“從制度上反腐”。持這種立場的人多認為,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杜絕腐敗。如果沒有良好的防腐制度,僅靠一時的動員,未必能長久,且易陷入“人治”的窠臼。
“制度反腐”這一説法,表面看來很有道理。但細想之下,卻又覺得不著邊際,無從下手。首先,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賴人來運作。在中國社會裏,人、人際關係以及相應的社會風氣,對於制度能否發揮作用至關重要。其次,在官場內部,也盛行各種風氣;每一個單位、地域、部門、階層,每一個領域,均可能有自己的風氣,即潛規則。我們千萬不要小看風氣的力量。事實證明,在中國社會,一種風氣一旦形成,再強大的制度羅網也容易被它撕破。
有人把希望寄託在法治上,認為只有“司法獨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然而,持這種想法的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一旦司法真的獨立了,政府再也管不著它了,就立即存在著如果司法機關腐敗怎麼辦的問題。事實上,在一個腐敗成風的社會裏,任何權力機構都可能腐敗;這時讓某個機構脫離政府干預,成為反腐敗的最高權威,這個權威也可能演變成新的腐敗源頭。有人把“分權制衡”當作解決腐敗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分權制衡的結果卻是國民經濟長期被幾個巨型集團所控制,而且是打著“民主”和“法治”的旗號進行的。
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託于制度,以為只要大膽引進某種全新的制度即可創造奇跡,是天真的想法!
(二)
然而,上述分析絲毫不是説不需要制度防腐,也不是説不需要對權力的監督、制衡。我只是想提醒人們,奢談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視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究竟什麼是中國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設,我們也不能僅憑幾個西洋政治學概念來畫餅充饑。
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國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時要先從“正人心”開始。這個“人心”的問題,就是社會風氣問題。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話,人心和社會風氣則好比汪洋大海,它們深刻地決定、影響著制度的運作。換言之,如果人心不正、風氣敗壞,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時難於登天。
例如,早在兩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給漢武帝的《舉賢良對策》中就曾重點分析了當時為什麼會“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們犯罪的數量也越多;政府打擊犯法的措施越多,人們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認為,這是因為社會風氣已經從根子上壞了。當風氣已徹底敗壞、當人心已極度糜爛,這個社會只能像“朽木糞墻”一樣,愈治而愈亂。因此,董氏認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以“正人心”作為最重要的突破口,並從最上層做起,層層向下,波及整個社會。他説:
故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遠近莫敢不壹于正。
(《舉賢良對策一》)
那麼,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四條,我結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義利。儒家認為國家引導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之一在於辨明義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這當然不是指不需要發展經濟,而是指必須在指導方針上擺正義利關係,並以“義”來指導所有的利益活動。用董仲舒的説法,老百姓愛利、逐利本來就像“水之就下”一樣本能、自然;如果不能正確引導,而是以利益成就作為衡量人的主要標準或促發展的主要動力,就會在一夜之間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毀掉社會道德的根基。
二是均寡。儒家認為財富分配公平與否,是決定人心朝向、社會風氣好壞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財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於擁有特權的人與民爭利,導致貧富兩極分化。
三是賢能。移風易俗另一最有效的辦法是任賢舉能。這是因為在中國人的社會裏,上下之間的“風化”效應十分明顯。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正直、心術端正,自然會對下面的人産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術不正,必然會“上樑不正下樑歪”。
四是養士。人才不僅要靠發現,還要靠有意識的培養。把培養過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謂“興太學、置明師”。這樣做最大的意義之一,是讓一批人才通過修習“六藝”樹立堅定的信仰,培養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國的本領。
(三)
固然,靠正人心、敦風俗也不足以徹底消除腐敗。甚至可以説,人心和風氣的敗壞又何嘗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敗引起的?風氣與腐敗之間存在惡性迴圈的作用關係。但是這並不能否認風氣的獨立性,何況風氣敗壞的原因遠不限于腐敗。我們必須正視,今日社會的浮躁和功利之風,正是腐敗的巨大溫床。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再好的制度也可能無濟於事。
如果我們真的重視制度建設,就應當重視人心和社會風氣問題;如果我們重視人心和社會風氣問題,就應該思考一下董仲舒及先秦儒家所提出的義利問題、均寡問題、賢能問題和養士問題,看看我們多年來做得有哪些不夠?
荀子云:“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荀子 君道》)。這絕不意味著不需要制度建設,更不能代替制度建設。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從人心和風氣這個突破口出發,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因此,在進行制度建設時,不能盲目崇洋、空談法治;一定要研究中國文化自身的邏輯,認識中國社會的規律。制度建設永遠都不錯,但是為了制度而制度,不思考制度建設的艱難曲折,難免流於空談,不切實際。
“正人心而後正天下。”這是南宋學者陳亮上孝宗皇帝書中所言。事隔800多年,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聵,相信它能對我們反腐敗提供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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