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被網友戲稱為“一條特大號秋褲”的“東方之門”，其締造者楊休不久前公開表示，“未來還將在中國的幾個發達城市再建4座‘東方之門’”。
53歲的楊休可能也很納悶，他在蘇州金雞湖畔投資近90億建造的“東方之門”，為何會在微博上一炮而紅。而他自己用手機上微博只潛水不發言，默默地關注著“秋褲”熱潮的猛烈來襲和悄然退去。就在楊休放言還要再造4座“東方之門”後，再次在網上引發許多爭議，有批評者調侃道，“城市什麼時候變成了晾秋褲的地方”。
隨著城市化的速度越來越快，城市作為最重要的生活場所，城市建設也成為最重要的公共問題之一。面對越來越多耗資巨大的建築，引來的卻是無數批評和口水，那麼，究竟應該如何打造我們的城市呢？對此，著名社會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夏學鑾認為：“意識流的、後現代主義的建築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妥，但如果不能和城市本身的文化融合，反而是相抵觸的，必然不會讓民眾喜歡，更不能讓人們舒適而自在地生活。”
建築不能與文化相悖
北京晨報：對於“東方之門”締造者楊休“還要再造4座”的宣言，很多網友是持批評和不贊成的態度，對此您怎麼看？
夏學鑾：從報道上看，這座建築是外國的設計公司設計的，他們可能並不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因此在他們看來別出心裁的作品，放在中國的城市裏，在中國人的眼裏，就會覺得不那麼好，甚至很古怪。
北京晨報：建築和文化有什麼關係？
夏學鑾：城市建築的風格最重要的是要和城市文化相結合，不能相互抵觸，當地的風俗習慣，人們的審美情趣，乃至城市的歷史文化，包括建築的歷史文化，都會影響到人們對於建築的觀感。當然，我們今天在快速的現代化，但是現代化並不意味著沒有歷史文化，現代化本身也要和文化相融合。在今天，許多意識流的、後現代主義的建築很多，這些建築也往往會引來爭議，原因就在於此。
城市也有城市格
北京晨報：同樣的建築，在不同的城市中複製，會産生怎樣的效果和影響呢？
夏學鑾：類似“秋褲模式”是否可以在中國的城市中大規模推廣呢？我覺得不行。一個城市要有城市的風格和個性，人有人格，國有國格，城市也有格。城市格就是一個城市的獨特性，是城市文化的體現，不能千篇一律，也不能奇形怪狀，更不能和城市文化相悖，標新立異並不能表現出一個城市的文化，更不可能成為城市格，反而會讓一個城市沒有了格調和文化。
北京晨報：如何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呢？
夏學鑾：城市的建設是一個整體工程，因此城市建設的管理者應該有通盤的把握和認真的思考，完全商業化的建築太多，對於一個文化意味深遠的城市，並不是好事。
夏學鑾：讓富商更具社會責任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大家經常會看到這種情況：同樣的一套圖紙，同樣造型的建築，在各個城市裏無限複製。這種流程式的操作，絕不僅僅是“東方之門”一個。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這些奇形怪狀的建築能夠不斷地在城市裏建造呢？
著名社會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夏學鑾表示：“我國改革開放30年，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同時也催生了不少富商和大企業家，但是他們與社會的關係到今天還未達到一個正常的狀態，這和我們發展的時間太短有關，也和我們特殊的發展方式有關。有些富商和企業家急於表現自我，想在時代中留下自己的坐標，故此選擇以標新立異的方式來實現自我價值，卻忽視甚至漠視了自身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他們最終留下的是什麼，還未可知。”
自我實現要考慮路徑
北京晨報：一些富商和企業老總的行為飽受社會爭議，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呢？
夏學鑾：這與社會發展的階段有關，也和富豪本身的行為有關。那些備受爭議的行為，往往是比較奇怪的，和普通人的價值觀不同。富豪們為什麼總會有些奇怪的行為，這和他們強烈的自我實現的願望有關。每一個人都有自我實現的願望，但是對於富豪來説，因為他們有強大的經濟基礎，所以他們的願望就容易實現，比如蓋一座特別的建築，給世界留下一個坐標。但也正是因為有經濟基礎在支撐，所以在實現價值的過程中，富人往往不太考慮自我實現的路徑是否合法，是否合乎文化習慣等。
北京晨報：這是他們的行為屢屢引發爭論的原因嗎？
夏學鑾：越是聳人聽聞的表現，就越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太急於表現自己，所以往往越是光怪陸離的行為，就越被這些富人所青睞。但這種表現最終會反映出來一個人的人格和價值追求，因此要非常慎重，完全脫離社會文化，與主流價值的相悖的行為，在時代中留下的可能是坐標，也可能是罵名。
不正常的關係與責任
北京晨報：一直以來，富商與社會的關係、追求自我實現是否要符合社會價值等問題，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對此您怎麼看？
夏學鑾：中國富豪和社會的關係，其實是偏離了正常的形態，這與他們的發家途徑有關。我國從改革開放到現在的30多年中，出現了許多掌握大量財富的富商和企業家，這其中有不少是一夜暴富，因此他們很難在社會中給自己一個準確的定位，故也難以了解自己應該肩負的社會責任。
北京晨報：那麼，這種關係不正常在哪？
夏學鑾：富豪或者企業家，他們與社會的關係，第一是與政府的關係。中國的大部分企業家，一開始就和政府站在一起。在開放之初，為了打破平均主義，政府對於創業的企業家給予了很多政策上的支援，所謂“扶開工”還要“送一程”，因此商人和企業家從政府那裏得到了很多照顧和優惠。這就造成有些商人和企業家，從一開始創業就一帆風順，沒有受到嚴格的監管和限制，所以“肆意妄為、無所忌憚”成為了他們今後人生的最大缺陷。而更多早先下海的商人和企業家，因為時代機遇使他們在很短的時間裏發了家，而自身卻沒來得及形成成熟的社會責任和社會品質。
富商與社會的關係
北京晨報：正常的關係又應該是怎麼樣的？
夏學鑾：企業家的財富來自於社會，對社會自然應該有相應的責任。掌握越多的財富，就越需要放正自己的位置。如同一位著名的外國企業家所説，賺每一分錢，都應該回報社會。
北京晨報：這樣正常的關係如何才能形成呢？
夏學鑾：在西方，資本家與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經歷了漫長的演變，是在幾百年的時間中逐漸形成的。最開始，資本家與政府是對立的，他們沒有吃過小灶，反而是經歷了諸多的挫折和失敗，因此他們更需要社會的認可和支援。這也促使，在數百年間商人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企業品格和誠信。後來經過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之後，西方政府逐漸建立社會福利制度，在這之後，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才開始緩和，並逐漸和企業成為合作夥伴。
北京晨報：對於企業家本身來説，這樣的經歷有什麼意義呢？
夏學鑾：正是因為經過漫長的創業和發家過程，所以才能在磨礪與挫折中形成企業家的品格。經歷過失敗與成功，經歷過蕭條與繁榮，在人生的興衰成敗中錘鍊出個人的品質，同時也明白他們的財富來自於社會，所以必須對社會做出回報，否則必然將失去財富。但是中國企業家沒有經歷過這個過程，他們認為錢都是自己賺來的，因此缺少對社會的認同感，缺少社會責任。其實不然，他們的財富有很多是依靠政策照顧，或者鑽政策的空子，甚至是非法得來的。同樣也因為如此，他們更會對社會沒有責任感。
對富商也要來“硬”的
北京晨報：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呢？
夏學鑾：在今天，我們轉變生産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本身也是在改變發展模式，但是並不是説已經完全改變了人們積累財富的途徑。實際上仍舊有免稅、減稅等諸多的優惠政策，這是一個逐漸走向成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值得欣喜的是，政府對於企業家的監控正在逐漸加強。在以前，正是因為政府和企業家一開始就結成了夥伴關係，在監控上力度不夠，所以使得一些人為所欲為，各種偽劣産品、甚至有毒食品等等，其實都是企業家缺少社會責任意識所致。隨著監控力度的加強，違法成本的提高，我想這種狀況會逐漸改變。
北京晨報：也就是説，要改變企業家、富商和政府的關係？
夏學鑾：在西方，企業家和政府的關係經過了敵對—監管—合作的漫長過程，而我們則一開始企業家和政府直接就是合作。如今確實要有所改變了，這種改變倒也不必變成敵對，但一定要加強監管。政府和企業的關係，絕對不能光有“蜜月”，還一定要經過嚴厲的管理、制約甚至打擊，這樣企業和社會經濟才能逐漸成熟。為何要對企業家嚴厲？是因為企業家獲得了更多社會資源的傾斜、在財富分配中獲得了更多份額，因此對於他們的監管應該更加嚴格。也只有這樣，才能規範企業家的行為，逐漸培養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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