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2年的時候，正好2001年我們是入世、申奧成功，還有打進世界盃等等也是在一股激蕩的情緒當中，但是2012年的時候似乎現在有一些平靜，可能很多人在期待新的改革。不過，面對90後來了的時候，最想説的是，他們今天來了十幾年後、二十年後，他們會變化成怎樣的一群人呢，他們會不會也開始説空話、説套話，他們會不會也開始今天反腐敗，明天成為腐敗當中的一個，他們會不會也是慢慢地由英才，但是被歲月磨去了這種痕跡變成了庸才。很多年前我們都唱過一首歌，叫《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我們都希望説是我們改變了世界，我覺得可能不取決於90後們，不要在他們的肩上壓更多的擔子，希望60後、70後、80後好好地帶帶這些孩子們，給他們創造更加寬鬆的環境，並且讓他們一起參與到新的一輪改革當中，讓他們不至於説空話、套話，而且都清政廉潔，而且都能夠去願意為人民服務，那才是最好的。
這當然是一種期待了，説完這種期待的時候，還是要回到“國考”熱有很多人覺得，“國考”熱可能短期不會降溫，也有人覺得應該降溫，那麼我們就聽聽剛才的案例當中那位老師，他會怎麼樣判斷，他覺得“國考”熱會降溫嗎？或者説“國考”熱如果要降溫的話，應該有什麼先決條件嗎？一起聽一下。
唐鈞：因為從國際經驗來講，在一個社會裏面，可能最受尊敬的是專業技術人員，當教師，當醫生這種是走受尊敬的，然後是企業家，公務員可能是排的相對要靠後一點，這是社會的一種常態，中國要重視專業技術人員。因為從理論上講，大學畢業他就是一個準專業技術人員，要不然你幹嘛要去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它本身是培養專業技術人員的，我們大學生出來就應該是準專業技術人員，那麼他發展的路子，應該是往專業技術人員的方向去發展，而不像北大的書記説的，賣豬肉、修鞋都行。現在大學生最不值錢，甚至於比農民工都不如，你到企業去打工的話，老闆寧願要農民工也不要大學生，所以大學生就這麼慘，整個社會你看這種職業等等，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大的變化，沒有這個大的變化，仍然是公務員一枝獨秀的話，大家還是會一窩蜂考公務員。
白岩松：探討到這裡的時候，事情就不那麼簡單了，表面上看只是一個國家公務員招考出現了如此大的熱度，背後其實社會有很多的變革必須開始進行，而且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已經開始意識到了這方面的問題。比如説，為什麼要不斷地提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什麼呢，大家想想看，我們現在依然還在勞動密集型産業佔主導的發展階段，既然是勞動密集型，農民工可能就比大學生值錢了，農民工只要1500元，你大學生管人家要2500元，可能幹得活你還不一定有人家能吃苦，所以，當然就不願意要你了。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由勞動密集型産業向這種創新型産業，向這種新的發展模式去轉變的話，恐怕剛才這位老師所説的這些，新的就業的急需要的人才不再是僅僅是一個打工的一族了，這樣可能他就開始佔優勢了，他一旦佔優勢的話，大學生的就業這個路就變得更寬了，所以這裡的背後真的涉及到改革和整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轉變。否則的話可能就像這個專欄作家譚相彬説的一樣，“對於社會一窩蜂報考公務員來看，弊大於利。政府本身不能創造什麼社會財富，它不過是社會財富的分配者。當更多的精英人才通過層層篩選加入到這個隊伍，意味著分配蛋糕的人在增多，而把這塊蛋糕做大的人卻在銳減。”
一方面我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呢，也有一點小小的期待，不那麼太同意，目前對於中國的挑戰來説，能把蛋糕分好也可是一個相當大的命題，我覺得現在是花錢比掙錢還要難，怎麼去製造公平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新來的90後的公務員們，能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活力，而不是被同化。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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