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點三：從文化層面來認識，人民內部矛盾是部分群眾文化心理受困的一種宣泄表現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舊的規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被否定或者遭到破壞，逐漸失去了對人們的約束力。而人們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競爭意識、利益意識、權利意識、參與意識等不斷增強，但新的規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導致了社會規範權威失落、社會規範真空或規範衝突。就整個社會而言，既存在著反映市場經濟要求的平等、自由、公正、競爭、效率、開放、改革等現代形態的價值觀念，也存在著諸如身份、等級、特權、懶惰、散漫、封閉、保守等傳統社會形態的價值觀念。這必然導致一些群眾的文化心理極其困惑並著重表現為不滿、憤慨、暴怒等反程式、反規則的情緒。根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説的觀點，受到挫折後的心理能量如不能及時得到緩解，經長期積累，就一定會“爆炸”。這樣就形成了矛盾和衝突。
特點四：從體制層面來認識，人民內部矛盾是轉型期體制缺陷的一種集中釋放
社會轉型實際上就是使社會在分化-整合-分化-再整合的迴圈往復中不斷得以發展和進步。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的“加速期”，社會結構“同質性”快速消解而“異質性”不斷增加，社會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廣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深刻，而整合的力度卻相對不足。而這正是人民內部矛盾大量涌現的歷史背景和根本性原因。例如，我們國家的科層制體制結構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構建起來的，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體制困境。具體來説，整齊劃一、層級節制的組織體系缺乏彈性，無法適應環境的急劇變化；組織機構鏈條過長，上下左右職能部門之間缺乏溝通和協調；高度集中的權力與嚴密而繁瑣的規則體系，制約著機構和人員的創新；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缺乏等。這些困境，又因得到等級結構體系下資訊傳遞過程中的隱瞞、失真、扭曲、放大等多重效應的強化，導致體制性遲鈍現象的後果較為嚴重，利益分化矛盾在不能通過體制內政治方式進行表達和協商的情況下，就只能通過群體性事件這種較激進的方式進行釋放。
特點五：從生産關係層面來認識，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關係不協調、不和諧的表現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進入了國際上公認的敏感發展階段，處於一種“黃金髮展”與“矛盾凸顯”可能並存的時期。總體上説，我國社會是和諧的。但由於我們過去有些地方片面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忽視了社會發展的協調性，導致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比如貧富差距明顯的問題，城鄉之間，城市和農村內部差距都比較大；再比如教育醫療資源城鄉之間的不均衡配置的問題也很突出。這些矛盾和問題，遇到一個導火線就容易激化。
特點六：從危機管理層面來認識，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具有明顯的危機屬性，屬於公共危機的一種
危機的特點一是破壞性強，二是社會高度關注。在群體性事件中，有些群眾抱著“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心態，越來越多地採取了諸如衝擊黨政機關、堵塞公共交通、群體陳情等偏激行為，甚至採取更加激烈的暴力手段，向政府和有關部門施壓，極易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和重大的人員財産損失。群體性事件由於參與人數多，成分不特定，話題較敏感，資訊傳播快，很容易引起社會公眾的高度關注。一旦受到媒體的特別注意和炒作，就會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使得一般問題複雜化，局部問題擴大化，社會問題政治化，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所有這些都具有明顯的危機屬性。
特點七：從後果層面來認識，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實際上是雙刃劍，積極與消極作用並存
人民內部矛盾的增多，對政府和社會來説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可能表明某地社會矛盾的表達渠道不暢通，矛盾的解決機制不健全；它可能表明政府化解衝突、調解矛盾的能力不強或者對存在的隱患不敏感；它還可能造成非理性的情緒在不同的群體間傳遞，引發強烈的社會動蕩，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構成持續威脅。
然而，人民內部矛盾的凸顯，卻如雙刃劍一樣，也具有正功能。比如，它可以告訴我們社會在某些方面已經出現了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明瞭下一步的改革應該在哪些方面加以推進。矛盾事件還可以釋放社會上一些不滿的情緒，因為矛盾和衝突不能掩蓋、壓制，而應讓它顯現、表現出來，這是“安全閥”理論帶給我們的啟示。而群體性事件在這點上就可以對社會矛盾起到一定的化解作用，防止出現跨地區、跨行業的全局性危機甚至動蕩，更好地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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