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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

時間:2005-11-15 15:05　　　來源：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産按原價計算，增長了3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産品的産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1965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設了起來。工業佈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並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業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6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70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7年的4.9倍。經過整頓，教育品質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中國共産黨在這10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毛澤東在1957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接著，他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毛澤東在領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指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産、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劉少奇提出了許多生産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和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觀點；周恩來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陳雲提出了計劃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觀點，鄧小平提出了關於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等觀點；朱德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种經營的觀點；鄧子恢等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産責任制的觀點。所有這些，在當時和以後都有重大的意義。中共中央在調整國民經濟過程中陸續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和有關工業、商業、教育、科學、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草案，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分別規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至今對我們仍然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總之，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10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     　1957年的經濟工作，由於認真執行中共“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中國共産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産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産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後，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産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産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中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記憶體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産階級同資産階級的矛盾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産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産生修正主義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於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從1960年冬以後一直是在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同甘共苦，對內克服了自己的困難，對外頂住了蘇聯領導集團的壓力，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軍火債款），並且大力支援了許多國家人民的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佈：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努力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號召由於“文化大革命”而沒有得到實行。     　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中共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中共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
 責任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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