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並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建國後的頭三年，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余武裝力量和土匪，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級的人民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企業並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穩定了物價，完成了新解放區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展了打退資産階級進攻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産、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國工農業生産1952年底已經達到歷史的最高水準。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

    　在過渡時期中，中國共産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後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産階級的和平贖買。對個體農業，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於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在改造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到1956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於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但整個來説，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的支援，同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從1953年到1956年，全國工業總産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産值平均每年遞增4.8%。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1954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5年3月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和隨後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規定了對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工作的正確政策，促進了這方面事業的繁榮。由於中國共産黨的正確政策、優良作風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廣大幹部、群眾、青年和知識分子自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在全國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得很成功。大會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臺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後消滅剝削制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而鬥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産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産力。大會堅持了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繫。“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瞭方向。
 

（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

責任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