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9日，臺灣舉行了參選人數、選出公職人員皆達歷年之最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包括“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及村里長等9項，最終有11130名公職人員履新。國民黨在此次選戰中遭遇重創，民進黨地方執政版圖則大為改觀。鑒于“九合一”選舉對島內政治生態影響很大，亦將對2016年“大選”產生一定連帶效應，故需審慎對待、全面總結。此外，選戰還反映出臺灣政局、社會部分新現象，給予研究者觀察島內政治嬗變、社會變遷一些新視角，對進一步研究如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多有裨益。
“九合一”選舉反映臺灣選舉新特點
相較于2009年“三合一”選舉及2010年“五都”選舉，國民黨在本次“九合一”選戰中“失城”嚴重，民進黨則攻城略地、多有斬獲。在22縣市(包含“六都”)中，國民黨執政縣市由上屆15席減至6席，民進黨卻由6席增加至13席，無黨籍由1席增為3席。此外，無黨籍臺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雖標舉“白色力量”，實係屬綠營，故綠營成為這場選舉的贏家，拿下島內六成多縣市，使國民黨執政前景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本次臺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在參選、當選人數上創下新高，使島內政治格局發生劇變。並且，選舉透露出的新特點使解讀選舉的既有理論不完全適用，為重新審視臺灣選舉及社會提供了素材。概言之，此次選舉呈現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民進黨執政縣市人口過半，“北藍南綠”執政格局被打破。選戰過後，民進黨主政縣市升至13個，民進黨執政縣市人口將達1444萬，佔全臺人口61.67%。因此，島內向來被視為“北藍南綠”的執政格局已被打破。國民黨自稱這是一場“挫敗”，除指標性都會臺北、臺中雙雙變色外，中臺灣也僅保住南投，北臺灣桃園、基隆等市一並淪陷，可謂“從臺灣頭輸到臺灣尾”。而民進黨拿下彰化、臺中，部分兌現“翻轉中臺灣”的目標，使國民黨濁水溪防線失去價值，國民黨執政環境在此態勢下更顯不利。
二是民進黨原執政縣市候選人得票率再創新高，“綠地更綠”。國民黨在此次選戰中節節敗退，使失利的陰霾籠罩了原執政縣市及希望“翻盤”的縣市。就選舉結果而言，國民黨候選人在民進黨執政縣市普遍大輸，而民進黨候選人卻在國民黨執政縣市實現“翻盤”，或僅為小輸。譬如，民進黨臺南市長賴清德成功連任，斬獲71.1萬票，得票率達72.9%，較之2010年“五都”選戰多拿下近10萬票，得票率提升12%余，由于人氣臻至巔峰，被選民稱為“賴神”；無獨有偶，民進黨高雄市長陳菊以近百萬票成績再度入主市府，狂贏國民黨候選人楊秋興50余萬票，以致被多家媒體追問是否問鼎2016“大選”，可見綠營縣市長執政人氣之高。並且，綠營原執政縣市議會也顯得更加“綠”化，譬如，高雄市議會共計66席，泛綠在議會取得38席，已過半數；臺南市議會共計57席，泛綠取得29席，席次也已過半。
三是新媒體在選戰的動員造勢階段發揮了較大作用。不同于以往打選戰僅重視造勢大會、掃街拜票及基層組織動員，部分參選人還積極挖掘網絡資源擴大宣傳、博取認同。譬如無黨籍臺北市長參選人柯文哲的夫人陳佩琪堅持在臉書(Facebook)上發表貼文、書寫狀態，為其夫宣傳參選理念，並借此與網友拉近距離，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應當說，臉書、Line、PTT論壇等常用網絡交流工具成為選民討論參選人政見、選舉突發事件的平臺，這類新媒體令訊息傳播變快、變廣，較易形成具有一定導向性的社會輿論，對民意造成影響。相較之下，傳統的公共造勢活動在選戰中頗顯單薄，不易發揮應有的選前效應。尤其當前青年選民政治參與度與日俱增，新媒體作為宣傳手段更加遊刃有余。國民黨大輸的原因之一即為“在虛擬戰場被打趴”，雖然黨內成立了網絡及新媒體部門，但在具體操盤上多流于形式，故在這場文宣戰上處于劣勢。
四是選前民調與選舉結果存在一定差距。本次選舉一大看點在于民調數據僅反映候選人所獲支持度的大致趨勢，卻同選舉結果差異甚大。譬如，民調反映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朱立倫支持度超越民進黨參選人遊錫�猁�20%，結果朱只勝遊1.3%；同樣，國民黨臺中市長參選人胡志強支持度民調僅落後民進黨參選人林佳龍10%以內，甚有數據已顯示“黃金交叉”，但胡最後大輸林14.21%；此外，國民黨桃園市長參選人吳志揚民調一直領先民進黨參選人鄭文燦，結果吳意外敗選。民調與結果在此次選戰中出現落差，有如下三個現象值得注意：其一，在相關機構進行民調時，原藍營執政縣市部分民眾當時雖表示對縣市長施政滿意、樂于相挺，但在實際投票中卻希望用選票教訓馬當局的執政無能，前後相較，使民調與結果產生差異；其二，民調傾向採用座機詢問形式，但相當多的網民及年輕世代慣用手機查閱選情、互通訊息，因而這類族群往往不能被民調數據所覆蓋，故民調反映面受到局限；其三，選前民調多“封關”于投票日前10天，但選情在最後階段瞬息萬變，造勢、拜票及派係動員效果不能及時反映，造成民調參考價值降低。
五是“青年世代”投票意識增強，“首投族”在選舉中彰顯力量。本屆選舉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青年表現出高于以往的政治參與熱情。據《聯合報》統計，20至40歲的選民約有600萬左右，而在臺北、臺中等都會城市皆有約12萬“首投族”，新北市更高達17萬，其中身在異鄉、積極返鄉投票者不在少數，這一族群又以在校大學生為主，各地高鐵在選前都擠滿了返鄉投票的青年學生。“首投族”加入、青年世代投票率提高，使部分縣市的派係票被衝淡，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執政黨的施政績效成為選民投票的重要參考。並且，臺灣每年都會產生約30萬“首投族”，青年世代的政治參與對島內政局的影響將愈發明顯，而原本不甚關心政治的青年，經歷了“洪仲丘事件”、“反服貿運動”、“食安風暴”等社會運動與重大事件，也逐漸意識到切身利益與政治參與息息相關，因此候選人能否斬獲青年選票將日益成為衡量選戰勝負的重要參數。
六是輿論力量在此次選舉中展露無疑。島內輿論或將此次臺北市長選舉比作一場近乎全臺灣集體參與的“體制內革命”。盡管仍有藍綠實力的高聲呼吁，而一種掙扎著要翻轉現有權力結構、追回公民自尊的社會氛圍充斥在輿論空間。選舉過程中，民意輿論展現出超越藍綠的強烈渴望，故有悖于選民期待者即便當選，也將迅速被唾棄。輿論期盼良善政治、優質結構及不斷提高的民主品質，因此，藍綠陣營都應該審慎應對、深刻反省。
七是影響選情的傳統因素作用正逐步淡化。島內經濟疲軟、當局施政不佳、世代交替在即等因素交織，使得影響選情的傳統因素在此次選舉中蒼白無力。譬如，面對藍營在北中選區的頹勢，部分支持者認為唯有強化藍綠對峙，催出基本盤，連勝文、胡志強才有勝選機會。藍綠對峙的基礎乃在“族群”與“統獨”，而這一議題或已無法引起新世代關注。今年三月爆發的“反服貿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新新選民”對此類議題已有不同詮釋。所以，因循傳統模式，試圖通過造勢、掃街、綁樁等形式贏得選票，恐怕都無法對移動中的板塊產生有效作用。
選後島內政治、經濟、社會面臨的問題與呈現的趨勢
選戰過後，臺灣地方執政版圖出現“藍綠翻轉”，島內政治、經濟、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亦隨之暴露。其中，民進黨政策調整、島內外經濟環境問題、公民社會幹政、民眾投票心態等議題不但會作用于島內政局發展，還將對兩岸關係走勢造成影響，有必要就相關問題及趨勢進行研判。
1.民進黨在選戰中大勝，其兩岸政策調整的動力進一步削弱。就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當選後的一係列言行觀之，民進黨尚不會認同“九二共識”，只會用“九二精神”等模棱兩可的說法混淆視聽，妄圖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瞞天過海。盡管民進黨在選後標榜“戒慎恐懼”，但這只是針對2016年重返執政而言，“形勢大好”使之毫無調整兩岸政策與“凍獨”的緊迫感，因此不能幻想民進黨有主動改變政策的作為；再者，政黨所標舉的意識形態是其立黨之本，一般不會改易，因此大陸方面不能觀望、等待或遷就民進黨，需要採取張弛有度的措施予以敲打、明示，使之知悉大陸底線不會因其地方選戰獲勝而調整，如不改變“臺獨”本質，相關作為將會為其重返執政帶來巨大負面影響。
2.選戰過後，臺灣社會公民組合幹政傾向更為突出。由于公民運動具有在野性質，故令臺灣社會呈現與藍綠政爭不同的形態。公民組合依傍網絡媒體等新興傳播方式，表現出很強的聚合性；且形式上不隸屬于任何黨派，所提出的政治主張自發性強。因而在“統獨”、“藍綠”等議題外，又為島內政治融入許多新的因素。譬如青年世代所關注的就業、買房諸問題，在此次選戰中被塑造成為反權貴、仇富等投票心理，重創了藍營選情。應當說，隨著新世代參政意識越發增強，加之媒體傳播的快而廣，島內固有的藍綠政治將不足以全面描述臺灣社會的真實情況，公民通過組織、運動表達其政治訴求將成為臺灣政治變動不可忽略的要素。此外，還有一些政治投機分子打出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旗幟，希望通過社會運動重新包裝、塑造自己，為將來登上政治舞臺積累資本。這是未來觀察島內政局及社會嬗變不可忽略的視角。
3.在地方政治生態發生改變之余，島內經濟困境亦待當局務實解決。兩岸經貿交流常態化是臺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國民黨在選戰中失利，“拼經濟”、“促民生”更凸顯為其扭轉頹勢的藥方。譬如，當局須力推“自由經濟示范區條例”，通過優惠政策與配套措施吸引臺商回流、外商進駐，使臺灣經濟結構實現轉型，同時為島內年輕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質言之，經濟自由化已成為臺灣經濟發展必由之路，絕不能再以照顧弱勢產業為借口實行保護主義。當局只有盡速與大陸完成ECFA後續協商，並與其他國家恰簽經濟合作協議，才能化解大陸與韓國簽署FTA帶來的競爭壓力。面對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臺灣無法視而不見，更不可能阻擋。目前大陸仍是臺灣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地區、第二大進口來源地與對外投資最多區域，臺灣必須善用大陸經濟成長動能，使之成為自身經濟發展的助力。
4.青年“首投族”的本土意識有增強趨勢。剛滿20周歲、第一次參與投票的“首投族”皆生于1994年，並于2001年左右進入小學。其時民進黨剛開始執政，島內學校教育多受政策影響，逐漸朝著“本土化”、“在地化”和“去中國化”方向發展。因此，這批臺灣本土化教育熏陶下的年輕人具有濃厚的本土意識。隨著“首投族”逐年增加，他們對2016年“大選”的影響程度也會逐步加深。此外，在這批“首投族”中，部分人就是3·18“反服貿運動”的參與者與支持者。其政治訴求很鮮明，一是“反中”，二是“反商”，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民進黨所提口號，這對未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會產生負面影響。
5.中產階級對兩岸交流產生質疑。不難發現，國民黨在選戰中所打“經濟牌”不甚管用，島內中產階級面對大財團聲嘶力竭的助選亦無動于衷。這些現象揭露臺灣社會一個發展趨勢，即中產階級對兩岸經貿交流帶來的成果不僅無感，還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引發其更深層的疑慮，擔心兩岸經濟合作的紅利被權貴與富商瓜分。中產階級將給投票給在野黨作為反擊當局的方式，如果這一情緒不能被當局施政成績與正面宣傳所疏導，這部分人將會對兩岸交流產生更大質疑。
6.所謂的“藍營鐵票”有松動趨勢，藍軍亦面臨“世代交替”困境。眷村住戶和外省籍族群長期以來都被視為藍營的“鐵票部隊”。然而隨著眷村和外省籍族群第一代凋零、第二代興起，甚至是第三代出現，教育的本土化與在地化遂使他們逐漸脫離過去“大中國意識”下的民族認同，不會像過去一樣堅定支持國民黨。此外，在政治光譜上屬于“深藍”和統派的新黨，在選戰過後亦更有泡沫化趨勢，這進一步加劇了“藍營鐵票”的松動。
攻堅克難、繼續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勢頭
從大的方面來講，“懷柔政策”應成為大陸對臺工作的基調。“懷柔遠人”是歷代中央政權妥善處理中央與周邊地區關係的理念，較諸強硬手段收效更加明顯[1]。作為一種成功經驗，可對今天的大陸對臺工作提供理論支撐。就當前兩岸關係現狀而言，“懷柔政策”是貫徹“兩岸一家親”民心工程的重要手段；具體而論，未來可著力從以下幾方面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勢頭：
其一，繼續落實“三中一青”工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夯實基礎。積極開展“三中一青”工作能夠使島內基層民眾增進對大陸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認同。針對這一工作，有待規劃的事情還很多，譬如大陸相關企業可通過網絡社群和電子商務平臺直接與島內中南部企業或農、漁民溝通，了解其產銷需求，減去中間分紅；進而，收獲效益的兩岸企業可共同倡導設立“中華兒女基金”，為中南部貧困家庭子女讀書、創業提供獎助學金或貸款。此外，“三中一青”工作還應著意在網絡時代讓臺灣青年對大陸產生親近感、擁抱“中國情懷”，而這是最重要、最長效的工作，需要兩岸人民共同努力。
其二，為兩岸青年提供交流平臺，致力建構青年的“共同史觀”。今年6月，國臺辦張志軍主任訪臺期間安排與青年交流，可見大陸方面重視當代臺灣青年對大陸的觀感與態度，因之對兩岸統一是十分關鍵的。近年來，兩岸經濟交流日趨密切，但並未促成令人滿意的政治融合與文化融合。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李、扁時期推動“去中國化”政策致使兩岸文化疏離。“欲亡其國，先滅其史”，臺灣青年關于兩岸歷史淵源的淡忘會滯礙兩岸一統。因此為青年提供溝通平臺，致力建構兩岸青年的“共同史觀”，將成為突破兩岸交流瓶頸的一項重要任務。
其三，擴大兩岸文化交流，拉近兩岸民眾心靈距離。兩岸政治、經濟協商可能因客觀因素而延宕，文化交流卻能減少阻撓、以柔性姿態為深化兩岸溝通注入活力。盡管臺灣政治人物或學者傾向于將臺灣文化定義為中華文化、海洋文化、創新文化、志工文化等諸多元素的合體[2]，但毋庸置疑中華文化是臺灣文化的主體；加之兩岸皆以漢語為母語，更使兩岸文化的天然聯係無法割裂。在此意義上，推動文化交流是超越政黨或派係的，是應當實現制度化並克服島內政黨輪替等外在因素幹擾的。因此，兩岸應致力協商簽署文化交流相關協議，使文化溝通長效化。
其四，積極推動兩岸城市交流，為民間溝通搭建平臺。張志軍主任訪臺期間與高雄市長陳菊會談，曾提及增加大陸城市與高雄間的航班數及亞太各港口城市共同發起“港灣城市論壇”的倡議。不難想見，推動兩岸城市互動、構建兩岸兄弟城市等舉措對于拉近臺灣與大陸民眾情感距離多有裨益，是對習總書記“兩岸一家親”理念的深入貫徹。在兩岸城市交流的名義下，綠營執政縣市長往來大陸可少受“臺獨基本教義派”的苛責，避免使有心交流者望而卻步。長此以往，如果兩岸城市交流實現常態化、機制化，盡管民進黨人士在與大陸交流時或有謀取政治資本的小算盤，但不能否認“氣壹則動志”[3]，也就是說技術層面、制度層面上的改變將有利于促進思想層面、意識形態層面的改變，這對于促進兩岸交流不無裨益。
綜言之，大陸方面應針對島內政治格局及民意變化，靈活開展對臺工作，將大陸維護兩岸和平發展、關注島內民生的理念傳遞給臺灣民眾。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勢不能逆轉，早已成為大陸與臺灣各界的共識。但民進黨挾勝選余威，恐難在一時間主動處理“臺獨黨綱”，難免會為兩岸交流增設羈絆。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兩岸一家親”理念要朝著更廣泛、更細膩的目標貫徹，使臺灣民眾真切體會到兩岸交流帶來的益處。(常超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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