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九月七日電 題：中國嬗變之三：官民皆重“幸福指數” 中國社會從“鬥爭”走向“和諧”
中新社記者 王祖敏
多年以前，某村的幾個年輕人吆喝著一起“鬥地主”(一種風行的撲克牌遊戲)，不曾想被曾被劃為地主的鄰居大爺聽見，次日一早，年輕人發現大爺在家懸梁自盡。
這個被稱為“段子”的黑色幽默，曾博得不少“七0後”、“八0後”哈哈一樂，但凡是對那個時代稍有記憶的人，恐怕很難樂得出來——那段滴血的歷史，成為無數人不堪回首的夢魘。
新中國建立之初，反動勢力的破壞嚴重影響了社會秩序的穩定，中央政府先後開展了“堅決鎮壓發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不僅鞏固了新政權，也創造出建國初期良好的黨風、政風和民風。
但在新中國基本完成對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明確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為建國十週年前後的新中國帶來了“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的“黃金時期”。
遺憾的是，在毛澤東進入晚年之後，“四人幫”策劃併發動了那場十年浩劫。以階級劃界限、唯成份論英雄，“無産階級專政”的鐵蹄踐踏著“黑五類”的身心和尊嚴，“批鬥”、“打倒”之聲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
粉碎“四人幫”撥開了籠罩在中國上空的陰霾，中共以其敢於承認錯誤的魄力大力平反冤假錯案，穩定社會秩序。
作為新中國改革開放的里程碑，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糾正了文革極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將經濟發展、人民安康、社會安定作為新中國在新時期的頭等大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概念，除了國民生産總值的硬指標外，政治民主、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成為“小康社會”的重要標準。
隨後，中國第三、第四代領導集體在繼承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不斷發揚光大，在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進一步明確今後二十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
二00四年九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內容。兩年後，中共第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人民幸福”放在“和諧社會”的突出位置。
在中國社會日漸走向和諧的大背景下，以行業或實力為依據的“新階層”悄然取代了階級劃分；“不拘一格降人才”讓出身不再有任何障礙；依法治國、和平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使得“階級鬥爭”徹底退出當代中國的舞臺。
“人性化”、“人道主義”這些曾經“小資”甚至反動的詞彙成為流行語，並在各行各業和處理各類事件中被付諸行動。執政者以民為本，與民同樂；鄰里、同事之間，理解、溝通化解矛盾；陌生人相逢，以友善、互助傳遞愛心……一幕幕溫馨的畫面演繹和呼喚著新中國繁榮、穩定的和諧局面，“宜居城市”評選、“幸福指數”測試等等反應百姓安居樂業的活動也應運而生。
三十多年前，“鬥地主”折射出一場政治鬥爭的殘酷；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鬥地主”只是一個能帶來快樂的遊戲。不必責怪年輕人忘了歷史，因為在追求“幸福指數”的今天，那個時代確實顯得太過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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