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再得威尼斯金獅獎，張愛玲的《色，戒》，呈現的正是那個時代的上海，如今李安的電影版本成了全臺注目焦點，謝志偉馬上説，因為臺灣有民主自由的創作環境，才能培養出李安這樣的人才，這是“臺灣的驕傲”。今天臺灣《聯合報》發表評論文章説，這個醬油，沾得可真順手，其實都是政治神經在作怪。
臺灣出身的導演，中港臺三地的演員，美國和臺灣等地的資金，張愛玲的原著小説，上海取景拍攝，如此多元血統的電影，硬要被政治人物貼上地域主義的標簽，攬為自己的勳績，豈不滑稽？若李安只有狹隘的地域意識，而不能相容並蓄地集兩岸三地之大成，他拍得出《臥虎藏龍》、《色?戒》等好電影嗎？
李安得獎，臺灣人當然與有榮焉；但若要把這項成就貼上地域的標簽，恐是文不對題。李安之所以成功，關鍵在他對普世人性的詮釋能力（如《斷背山》），並能夠整合國際影藝資源，集其大成，成就了一部又一部值得流傳的作品。
文章説， 李安的“臺灣驕傲”，正是表現在他海納百川的開放胸襟與手法，因而激發了超越地域的充沛能量。而李安的成就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正是：愈能超越地域主義的束縛、掌握普世人性，調動域外資源，愈能為臺灣爭取榮耀。
文章最後説，相對而言，這次臺灣得獎的另一作品《最遙遠的距離》，導演林靖傑獲得十余萬獎金，遠不足抵償他拍片所欠之七百萬借貸。對“拍片即負債”的故事一再重演，臺灣“新聞局”難道沒有絲毫感觸？為了宣傳“入聯公投”，臺灣“新聞局”一齣手就是數千萬，新銳導演多年苦熬卻只能舉債度日，這種“臺灣的驕傲”何其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