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緣何能抓住産業轉型機遇？功臣之一李國鼎生平回顧
【兩岸快評第184期】
"臺灣資訊産業之父"李國鼎。圖片來源：人民網
臺灣半導體（臺灣稱晶圓）製造業世界一流，臺灣作為“四小龍”之一，能夠抓住資訊産業轉型的歷史機遇，與"臺灣資訊産業之父"李國鼎在40年前的的遠見卓識、坐言立行是分不開的。
從獻身科學到實業救國
鍾山石頭，虎踞龍盤，自古人傑地靈。1910年1月28日，李國鼎出生於南京漢西門一個殷實之家。長兄李小緣為中國現代圖書館學的開創者。當時，災難深重的祖國飽受外寇欺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幼小的李國鼎象許多仁人志士一樣，立志“科學救國”，“師夷長技以制夷”。1926年，他考入東南大學數學系，不久即轉入物理系。1934年9月，李國鼎以優異成績考取中英庚款公費，赴英國康橋大學深造，進入卡文迪許實驗室，師從舉世聞名的物理學大師、諾貝爾獎獲得者盧瑟福教授，從事放射性物質粒子的研究。盧瑟福教授“先看森林，後看樹木”的治學方法對李國鼎影響很大。兩年後，李國鼎轉入英國皇家學會蒙特實驗室，在考克饒夫博士指導下從事真空中錫薄膜在液氦極低溫下超導現象的研究，他的研究報告刊登在英國皇家學會會刊上。康橋匯集了世界眾多的一流名家，李國鼎得以開拓視野，取法各家之長，潛移默化，無論在學術領域，還是在科學思維上，都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受益終生。晚年他回憶，在康橋學習最重要收穫是學會討論、辯論，著手問題，要先了解整體，把握本質，循序漸進。
當李國鼎在康橋發憤苦讀的時候，七七事變爆發的消息傳到英倫三島，日寇大舉南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李國鼎放棄成為一位偉大物理學家的理想，轉道奧地利、德國，參觀兵器工廠，一路風塵，終於回到故土南京。他不為武漢大學的高薪聘請所動，1938年初求見南京防空學校校長黃鎮球將軍，堅決要求參加抗日工作。黃將軍任命他為航空學校照測總隊修理所所長，負責各大城市的探照燈及測音機設備的裝修。在抗日前線，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狂轟濫炸，他深感只有建立強大的工業，才能戰勝日寇，萌發“實業救國”的強烈願望。
1941年底，中央大學顧孟余校長邀請李國鼎出任物理系主任，但他決心投身“實業強國”，應資源委員會之邀，出任資渝煉鋼廠工務組主管。儘管李國鼎對煉鋼業務並不熟悉，但他不畏艱難，不恥下問，在實踐中學習，熟能生巧，很快勝任本職工作。為了推動中國鋼鐵事業的發展，1945年4月資源委員會設立鋼鐵委員會，由李國鼎負責，居中聯絡屬下的鋼鐵企業。工作之餘，他著手蒐集日據下的東北鋼鐵工業的資料，編成《東北鋼鐵工業概況》一書，為中國接受東北地區的工礦企業做出了必要準備。
1945年日本投降後，李國鼎赴上海協助其友周茂柏打撈長江裏的沉船，籌建中央造船廠。不久，周茂柏轉赴臺灣，任臺灣造船公司總經理。應周茂柏的再三邀請，李國鼎于1948年7月赴基隆造船廠工作，1951年升任臺灣造船公司總經理。他們精通業務，同力合作，延攬了一批專家技工，臺船公司在修船、造船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為了壯大企業，李國鼎不斷改進臺船公司的生産條件，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完成了“鼎興輪”、“屏東輪”、“海菲輪”等大型輪船的修復工作，引起國際造船界的廣泛注目。
創建加工出口區
周茂柏對李國鼎的才幹十分推崇，經常在“臺灣地區生産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仲容面前予以誇獎，引起尹仲容的注意。1953年，應尹仲容之邀，李國鼎任“經濟安定委員會”委員。在協助尹仲容工作的過程中，李國鼎認為，臺灣“將來工業的發展，無疑的，期望一定寄託在外銷上”，“出口第一”。鋻於紡織業的發展不但能解決民生所需，還可創匯，他提出推動紡織品出口的議案，建議將棉花進口的關稅，在紡織品出口時退還，以鼓勵紡織品出口，推動了臺灣紡織業的發展。他預感到“美援”中止是早晚的事，臺灣發展的資金來源事關重大，於是密切關注國際上吸引外資的方式，重視吸引僑、外資到臺灣來投資，以代替“美援”。還大力扶持民營企業，改進公營企業的經濟效益，穩定物價，制止通貨膨脹。
隨著臺灣“進口替代”政策取得成效，世界經濟正面臨著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轉型，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將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外移。為了吸引外資，1959年，李國鼎等人擬定《十九點財經改進措施》，簡化出口結匯手續，加強與海外商業聯繫等，努力發展出口，建議以稅制來“鼓勵儲蓄，節約消費”，協助資本形成，為外資的大規模進入作出鋪墊，將臺灣經濟發展策略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
李國鼎等人通過研究，草擬《獎勵投資條例》，于1960年9月公佈，簡化入境及申請辦廠的手續，減稅免稅，提供工業用地，增加儲蓄，吸引投資，鼓勵外銷。該條例公佈實施後，海內外投資迅速涌入，推動了臺灣經濟的發展。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初期，臺灣的出口品主要是米糖，隨著臺灣外向型經濟的成長，1970年臺灣出口總值已近11億美元，主要出口棉布、水泥、金屬製品等。
1965年李國鼎任臺當局“經濟部”部長。鋻於外商到臺灣投資手續十分繁瑣，李國鼎吸取香港發展經濟的經驗，決意在臺設立加工出口區，做到投資人出入境簡便、物資進出口簡便、資金出入境簡便。經過反覆論證，擬定《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區內工業享受優惠條件，包括自用機器、設備進口免稅；原料、半成品進口免稅；區內工業用品免貨物稅；簡化貨物進出口、人員出入境、外匯匯出匯入手續等。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區正式營運。李國鼎又創建楠梓及臺中兩個加工出口區。這3個加工出口區，面積不到200公頃，至1988年，已出口278億美元，創造直接就業機會近9萬個，吸引投資數十億美元，均為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産業，極大改進了臺灣的整體産業結構。
臺灣從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地區成長為經濟發達地區，與尹仲容、嚴家淦等一批財經官僚適時適地制訂正確的發展策略息息相關，而李國鼎的貢獻尤為突出。
求富與平均
在長期的經濟實踐過程中，李國鼎對西方的經濟理論絕不盲從，而是結合臺灣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獨闢蹊徑。他認為，自由經濟有3個特徵，財産私有、企業自由與維護市場價格機能，而計劃經濟正好與自由經濟相反，即在取消私有財産、廢棄企業自由與市場價格機能。至於自由經濟優於計劃經濟是因為，第一，廢除私有財産後，消失了營利動機，因而缺乏推動生産的力量。第二，沒有企業自由，就沒有自由競爭，如果工廠、商店、農場皆由政府官員經營管理，則會形成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缺乏市場價格機能，不能進行經濟核算，各項産品真實成本如何，不易明瞭，因而也分辨不出效率的高低。
李國鼎絕不盲從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最大的優點是在私有制制度之下，人民有自由追求可以據為已有的財富，他們受到追求利潤的刺激與鼓勵，冒險犯難，用盡一切方法，提高生産效率。但是資本主義使少數人有能力的人，得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將生産工具集中在他們的手中，並進一步利用財富來操縱一個國家的經濟，對財富分配製造了不合理的混亂現象。”他主張“計劃式的自由經濟”。經濟成長、安定、正義、自由，好比4隻兔子，如果一隻狗想要同時追捕4隻兔子，追了這個，又追那個，則可能一隻兔子也追捕不到。李國鼎認為在求富與求平均之間，應該先求富。臺灣當時是發展中地區，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求富。在求富中應該預防不均，但預防不均的措施，在目前仍不能激烈到降低人民求富的意願。
1969年蔣經國任臺“行政院”副院長，開始負責財經決策，準備接班。蔣經國在推行政工幹部等問題上與“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隔閡已久。陳誠已于1964年謝世，因李國鼎由陳誠一手提拔起來，蔣經國對李國鼎的“計劃式的自由經濟”模式不太贊同。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慘痛經歷使蔣經國心有餘悸，堅持物價平穩第一，對市場價格則不太信任，主張大力投資，扶持民生，反對“增加稅目，調整稅率”。他調李國鼎任“財政部長”，以打散李國鼎在經濟界長期累積的人脈及影響力。李國鼎雖然對財政工作並不在行，但他努力學習，主張“成長與穩定平衡發展，正義與自由平衡發展”。他深知經濟成長與經濟穩定缺一不可，因此在財政上，他主張繼續減稅，以鼓勵投資，促進經濟的發展；儘量穩定物價，以維持經濟安定。
臺灣經濟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也暴露了許多問題，基礎設施嚴重滯後，電力缺乏，工業原料不足，恰遇國際原油價格暴漲，由每桶2美元漲到10美元。生産成本大增，通貨膨脹嚴重，面臨嚴峻挑戰。1973年10月，蔣經國宣佈“十項建設”計劃，決定在臺建設高速公路、港口機場、鐵路電氣化等，計劃在5年內動用50億美元投入基礎設施等的建設，平均每年就需10億美元，相當於臺灣當時外匯存底的40%與流通貨幣的60%。這遠遠超過臺灣財政的負擔能力。
李國鼎對這個好大喜功、缺乏科學論證的建設計劃傷透腦筋，千方百計籌措資金。由於油價上漲，沙特獲利甚大，如何使用這一鉅款尚無定案。那時沙特財政部長與李國鼎關係十分密切。為了渡過難關，李國鼎赴沙特求見沙特國王，提出貸款事宜。在具體辦法未決定之前，沙特國王就先撥了長期貸款2000萬美元給臺灣。這是臺“十項建設”借到的第一筆貸款。其餘的外匯則由外國進出口銀行提供，或由承包商提供。建設高速公路，因通車後可收通行費分年來償還，李國鼎就編列特別預算，以特別公債支付，而由後來的通行費償還。
蔣經國又提出“十二項建設”。大部分只是項目，並沒有經過具體的論證，也沒有期限，因此籌款的壓力並不急迫。李國鼎認為各項建設，應按照它們的重要性與效益，排一個優先次序，再依照臺灣總資源的供需，來決定建設的可行性，千萬不能因為高估臺灣財力而破壞收支平衡，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對於一些部門喜好大型建設，草擬計劃方案時，常以億或十億為單位，甚至可以累積5年到10年的投資，成為十億百億，以製造新聞價值，李國鼎深不以為然。
李國鼎設法引進外資，或向海外借款，發行各種公債，勉為其難，使臺灣經濟安然渡過了世界經濟危機的驚濤駭浪，繼續成長髮展，但他于1975年12月突發心臟病，被迫請辭繁重的財政行政工作。後改任“政務委員”，為“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的召集人。
發展資訊産業
到2002年，臺灣資訊工業年産值已逾500億美元，是臺灣第一支柱産業，繼美國、日本之後成為世界第三大資訊産品生産與出口地區。這與李國鼎的努力密不可分。
1977年，李國鼎應邀到美國講學，赴矽谷實地考察，訪問斯坦福大學及工業區中的高科技工廠，研究矽谷在戰後形成及其成功經驗。他預判新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為未來世界發展的三大要素，21世紀是資訊社會，人們的生活形態及産業結構將發生巨大變化，臺灣應早做準備，因應資訊社會的到來。針對臺灣勞動密集型産業隨著成本升高，必須轉型，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産業，決定在臺灣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工業技術研究院”的鄰近地區建立一個類似矽谷的工業區。
1979年，李國鼎倡導成立“資訊工業策進會”，任第一屆董事長，推動資訊産業人才推廣教育五年計劃，大力主張發展電子産業，提出應普及臺灣資訊應用觀念與知識，擴大電腦的有效應用，開拓島內資訊應用市場，扶植臺灣資訊工業，要在電腦硬體軟體、資訊處理、資訊傳輸三方面重點投資。他協助“國家科學委員會”完成《新竹工業園區設置條例》，在這個園區的公司，除享受一般的優惠待遇之外，還有其他附加的優惠，如可保留一定數目的盈餘，免予課稅；對重點工業給予低利貸款；園區管理局提供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獎助金等。到1992年底，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已設立141家公司，營業額由1983年的新台幣30億元增加到新台幣872億元。
李國鼎為了引進新技術，促進臺灣工業的轉型與升級，每次到美國必去看望張忠謀。張忠謀原籍浙江寧波，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電機博士。他于1958年進入德州儀器公司工作，1967年升任該公司副總裁。1968年張忠謀到臺灣考察，得到李國鼎的熱情接待，在臺灣設立半導體製造工廠，引進了當時最先進的晶圓元件包裝技術。
半導體（臺灣稱晶圓）製造業是一個高度技術密集、資金密集型的産業，高風險、高收益，一般民營資本難以涉足。張忠謀應邀回臺後，李國鼎多方奔走，策動“行政院開發基金會”投資1億美金，設立“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還約荷蘭菲利浦公司及其他民間投資人，分別以持股率27．5%與24．2%，配合政府的持股率48．3%，參與投資。1986年成立的臺灣積體電路公司（簡稱“臺積電”）是一個擁有世界最新技術的工廠，與當時新竹科學園內海外學人所投資的小規模積體電路3英寸到4英寸晶圓技術不可同日而語，為臺灣半導體工業創造了新機。臺積電初創時，第一年就虧損了新台幣1．2億元，每日燒錢，面臨各方的責難和下馬的壓力，李國鼎不為所動，堅信自己的科學研判，反週期大規模投資，放手支援張忠謀工作，大膽引進世界先進技術。到1992年，營業額已達新台幣65億元，利潤12億元，迅速將臺灣的半導體工業發展到世界先進水準。臺積電現已成為國際知名的資訊産業製造商，為臺灣高科技産業的發展撐起了“半壁江山”，避免了臺灣産業的空心化。
魂歸故里
李國鼎具有深厚的國學根底，負笈英倫，飽受西方文化的濡染熏陶，學貫中西，勤於思索，抱定“空罐子”的精神，但決不唯書本，更重視實際情況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認為經濟是一個動態實體，相關的制度和觀念，必需隨客觀環境的變動而有所改變，大力傳播和溝通新觀念。針對“經濟進步，道德落後”的現象，他提出在中國傳統的“五倫”以外，應建立群已之間的“第六倫”，人們要培養公共道德。
雖然遷居臺島，身處高位，李國鼎十分想念故鄉南京。他語重心長地説：“你應該把你的胸襟局限在一個鄉、一個鎮、一個縣呢？還是在時間上你追溯五千年呢？在空間上你放眼看中華民族的足跡所至的地方呢？”1987年臺灣當局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後，李國鼎設法與家鄉的親人取得聯繫，無奈身為國民黨中常委，不得不壓抑埋藏胸中的思親之情。
1993年6月，應世界銀行、國家體改委、財政部之邀，年屆82歲高齡的李國鼎終於回到大陸，參加“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暢談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爾後赴南京，重訪母校南京大學、東南大學，與親友團聚，祭掃祖墓，耳聞目睹，欣慰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慷慨將一生論著捐贈給東南大學，為母校的經濟學研究竭盡綿薄之力。東南大學據此編輯出版了《國鼎叢書》，共14卷。
2001年5月20日，已屆90高齡的李國鼎突發大面積腦溢血，雖經搶救無效，于5月31日駕鶴西去。兩岸同聲哀悼，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發去唁電：“李國鼎先生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貢獻良多，關心國家統一，致力於兩岸經濟與科技交流與合作”。遵從李國鼎先生的囑託，2001年10月28日，親朋故交將他的骨灰帶回故土南京，埋在他父母墳前。金陵赤子，浪跡天涯，終於葉落歸根。
為了祖國的強大，李國鼎抱定“科學救國”，獻身“實業強國”，推動臺灣的工業化，成功實現了臺灣的産業升級與轉型，居功至偉。今日臺灣經濟能夠維持正增長，臺灣人民應該感恩李國鼎的傑出貢獻。如果沒有臺積電等一批具有強大競爭力的高科技企業，今日臺灣恐怕很難能夠在資訊産業有如此的地位。（作者褚靜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