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8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以洪荒之力創造的萬里長征壯舉相比，傅園慧的驚人“金句”只能算率真可愛的誇辭。

　　與年少時從詩片語歌影視中獲得的零散平面的印象相比，重走長征路、見證長征物、研讀長征史，才能在深入真切的體驗中，進一步讀懂長征。

　　美國著名國際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説：“長征的意義絕不只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或者説，要豐富複雜的多。以往教科書給定的一些概念，雖然給人以激勵和力量，但也常使年少者疑竇叢生，譬如神勇的紅軍為什麼要來來回回地四渡赤水、二進遵義？雪山草地繞不過去嗎？等等。深入解碼這支軍裝並不整齊、裝備亦非常簡陋的軍隊，那岩漿地火般的巨大能量是怎樣積聚運作的，那鋼鐵般的驚人意志和力克千難萬險的行動力又是怎樣鍛造而成的？則非細讀史書不可。

　　長征並不完全如歌如詩，長征也不是一次有明確目的地豪邁遠征，它事實上是一場被迫的戰略突圍和撤退。無論是行路還是作戰，都異乎尋常地艱難重重、險象環生。説行路，要摸黑潛行、巧妙穿插。國民黨軍隊的一道又一道封鎖線重兵密布、荷槍以待，紅軍將士只能避實就虛、逶迤前進。之所以四渡赤水、攀雪山過草地，正是這種夾縫中求生機、別無選擇的典型詮釋。後代學生們討論愚公移山時曾輕易地給出另兩個選項：繞道或搬遷，不一定非挖山不可。在長征中紅軍官兵常常就只能有艱險的一個選項。

　　再説作戰，紅一方面軍在長征中基本上保持的是五大主力軍團前後左右，護衛著黨中央和軍委機關縱隊整體推進的陣形，類似于一支足球隊的排兵布陣。紅一、紅三軍團兩支前鋒突出在前，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或泅渡），一路長途奔襲，攻關奪隘，生死相搏。攻打婁山關、搶奪臘子口時，紅軍官兵在十分不利的地形中仰面攻擊、攀岩迂迴、九死一生方得險中取勝。最難的是要不斷尋找敵人的薄弱環節，快速移動作戰、遊擊突襲，雖然後人對此戰略戰術點讚有加，殊不知那是在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條件下，一種智慧而又無奈的選擇。從上海臨時中央來的博古、李德恰恰缺乏如毛澤東、朱德那樣對弱小生存之道的深切體驗，於是作出一次次錯誤的戰略戰術選擇。一些宣傳讀物對在長征中一直擔負殿後阻擊重任的紅五軍團較少提及，為給大部隊前進騰挪爭取時間和空間，這支鋼鐵後盾付出了巨大犧牲，有時是整連、整營的光榮陣亡，有時甚至再也追不上紅軍大部隊。那次，當紅五軍團34師最後趕至湘江邊時，浮橋已毀，追兵將至，他們只能作返回湖南自主遊擊作戰打算了。此時此刻，官兵們的懊惱與失落可想而知。研讀長征史方知，長征並非一路高歌挺進，曲折的推進、深重的苦難、巨大的犧牲，才最後鑄就長征的勝利與輝煌。

　　對偉大長征中紅軍官兵蘊藏和爆發出的巨大洪荒之力，人們可以作不同維度的描述和概括，其中既有來自團隊內部正能量的相互傳遞與激勵，也有來自外部民眾的支援與互動，但絕不像一般影視和輿論歸結為“洗腦”那麼膚淺簡單。不容置疑，紅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有堅定理想信念的革命隊伍，他們會為心中的“主義”，為北上抗日、救國救民赴湯蹈火、奮不顧身。理想信仰是高遠的，但有時也是脆弱的，如果沒有來自內部持久的、具體可觸的實踐支撐，它也可能如瓷瓶一樣易碎。共産黨領導的紅軍隊伍不僅高舉共産主義的旗幟，而且用官兵日復一日的自覺行動踐行並不斷放大共産主義的元素。紅軍官兵同甘共苦、平等相待，紅軍將領身先士卒、衝鋒在前。長征土城一戰危急關頭，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都拔槍衝上前線，這在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中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一支隊伍，正能量聚集傳遞可以使全員眾志成城；負能量傳染發散會導致人心渙散、土崩瓦解，這才是信念堅定與否的生動寫照。

　　從兵源來説，紅軍、國民黨中央軍、地方軍閥隊伍基本上都來自貧苦百姓，但國民黨的所謂“正規”，地方軍閥的放縱撒野，讓他們與百姓阻隔起來，甚至禍害百姓。而紅軍自始至終把百姓裝在心中，做真正的人民軍隊，即使在長征萬分艱苦的條件下，也對百姓秋毫無犯，不斷爭取和獲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與支援。人們熟知長征路上劉伯承與彝族頭領小葉丹歃血為盟、借道彝區的故事，卻很少提及故事的後半部分，尾追而來的薛岳的國民黨中央軍抓住小葉丹，使其家族傾家蕩産，並最終將小葉丹殺害。被害前，小葉丹對弟弟説：“紅軍把咱們彝人當人看。咱們彝人相信的是共産黨和紅軍。”當地彝人兩相對照，心中自有鮮明判斷。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會有取之不竭的力量之源，這是長征的歷史，也是我們黨的奮鬥史傳遞給後人的珍貴資訊。（台灣網網友：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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