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第十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評獎的頒獎儀式上，中國舞協副主席馮雙白指出，一些參賽舞蹈民族屬性不明、地域屬性不清，舞蹈編排還存在著立意不夠、不知所云的情況，這個判斷引起了在場舞蹈界人士的共鳴。

　　其實，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以來，幾乎所有傳統藝術都面臨“文化根性”的憂慮：不變會逐漸邊緣化，變則可能“不倫不類”。

　　不過，變是天道，傳統藝術作為一種“語言”，它的説話場合變了。從農村山寨到城市社區，從泛神論到無神論，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的變化使得人們不斷調整溝通和表達形式，這就構成了藝術之變的根本動力。比如，傳統的民族民間歌舞多是功能性的，用於敬天祭神、婚喪嫁娶。一旦人們離開鄉土進了城，生活場景變了，人的需要變了，光功能性的舞蹈與新的環境就很難相容，所謂“原生態”舞蹈除了展示和認知功能，已經無法一成不變地融入生活，成為文化生活的主流形式。作為主流生活方式的“藝術”，其實是因時因地而宜的，所謂“到什麼山唱什麼歌”，不該也不可能要求一成不變的“原生態”。

　　當然，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産的民族民間藝術則不同，不僅要盡可能保留其傳統樣態，還要研究這一個“原始樣態”之前的層累結構。因為，藝術除了溝通的功能，還有文化認知的功能，即通過了解本鄉本土的藝術“記住鄉愁”。

　　搬上舞臺的民族民間舞如果不明白“生活場景”的變化，在融入主流文化還是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産兩者之間搖擺、迷失，它的表達就會左支右絀、不知所以，既失去本心，也無法贏得眼前的觀眾。這恐怕就是當下民族民間舞的困境所在。(董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