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當代漢語詩歌精神
詩歌創作繁榮發展也好，詩歌變成文化領域的裝飾品或媒體炒作的焦點也好，都需要我們自覺審視其被大眾熱潮遮蔽的盲區
對當代詩人來説，最大的挑戰不是來自修辭技藝，而是來自自我突破，來自如何處理現代性、當下時代和個體生命的關係
詩歌的活力即一個時代的活力，詩歌的處境彰顯人的處境。構建當代漢語詩歌精神，激活創作潛力，將為詩歌發展打開深遠空間
不同時代具有進入歷史的不同方式。相較其他文體，詩歌是最為敏銳集中地反映時代與歷史的文學樣式之一。近來，寫詩、讀詩再度産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詩歌創作繁榮發展也好，詩歌變成文化領域的裝飾品或媒體炒作的焦點也好，都需要我們自覺審視其被大眾熱潮遮蔽的問題盲區：泱泱詩歌大國以幾千年的詩道精神為榮，而今置身全球化的時代語境和傳播媒介日益多元的文化語境之中，詩人應秉持何種詩心？讀者想從詩歌中汲取何種能量？傳播者在以什麼樣的立場推廣詩歌？評論者該把持怎樣的批評尺度？正是基於對這些問題的考量，提出構建當代漢語詩歌精神尤顯必要。
培育詩人的主體精神
詩歌精神是詩人精神世界的産物，與創作主體的品性、修養密切相關。“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古人尊重詩歌，並強調詩藝的極致一定要以創作主體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崇高的道德追求、美好的品行為基石。一部中國古代詩歌史，不僅是詩歌藝術發展史，還是詩人精神鑄造史。中國的詩歌批評也從未疏離對詩人思想境界與內涵情操的評價。詩品即人品、詩如其人的例證不勝枚舉，屈原崇高的社會政治理想與高潔的人格，陶淵明崇尚自然與隱遁靜謐的修為，李白豪邁不羈的人生追求、奔涌馳騁的想像力與卓然傲世的個性，王維圓融山水與禪悅澄明的境界，杜甫憂國憂民、普濟天下的胸懷，蘇東坡思致高遠的藝術修養與儒釋道樂觀通達的情志……一方面，偉大詩人的人格魅力與精神感召力在詩歌中得到充分釋放、展現；另一方面，高尚的人生價值觀與詩歌境界又可以激蕩出動人的詩情，滋養詩歌乃至人類的文化品格。如此，才有了蘊藉醇美、骨氣端翔的佳作，可謂“志於道，據于德，依於仁，遊于藝”。
中國古代詩人主體精神與詩歌的對應關係足以為當代漢語詩歌提供借鑒。構建當代漢語詩歌精神，首要的是培育和充實詩人的主體精神，使之不回避時代氣象和日常生活，自覺於人類精神向度的深入挖掘，自覺于文學價值和審美價值的追求，自覺于思想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超越。而今步入“微時代”，資訊龐雜紛紜，泥沙俱下，商業娛樂日漸盛行，消費至上理念廣受追捧，種種誘惑與壓力之下，很多詩人漸離詩心軌道，失去了對詩歌精神和曠達志向的訴求，也失去了書寫和表達的價值標桿。詩人主體精神的建構因而成為當下提振詩歌風氣的關鍵。
發掘民族的精神內涵
詩歌精神也是一種民族精神。幾千年來，傑出的詩人立志於民族精神的傳承與熔鑄，從問道自由到深入現實兩個維度喚醒讀者的內在生命感悟，彰顯剛正不阿的獨立意志、理性批判的現實關懷和為國利民的肝膽赤誠，這些已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
伴隨近現代中華民族的苦難歷程，詩歌屢被推上歷史舞臺。在新詩史上，較早強調詩歌精神的是魯迅，他在《摩羅詩力説》一文中提煉出其心中詩人的形像是民族精神的代言者，也就是説，詩人是民族的發聲者，具有呼喚民族內在主體性的特殊使命。魯迅對民族詩歌的期待寄寓了文化啟蒙者對詩歌精神的理解。他認為民主和科學均是詩，是發揚主體性的行為，他的雜文、散文亦是詩。魯迅前瞻而富有問題意識的洞悉力深化了民族精神的含義。肩負啟蒙與救亡的使命，從“五四”伊始，詩人們執著於民族精魂的發掘：如郭沫若對創造的、動的和力的反叛精神的高揚，聞一多以民主精神和民族道德感跋涉于中華復興之路的赤子情懷，戴望舒在個體自救、民族自救中尋訪生命價值的現代意志，艾青在覺醒與抗爭中塑造中國記憶、追求光明的堅定信念；或如現代派詩人通過審美獲得生存困境的化解、主體精神的超脫，或如九葉派詩人通過在歷史內部的掙扎獲得精神的敞開，或如七月派詩人擁抱生活的主觀戰鬥精神……歲月如河，基於現代經驗之上的民族精神，映射出個體擔當歷史的主體性行為。
隨著社會的變遷，群體的社會意識日漸轉向個體的生命意識，詩歌角色發生變化，民族精神的建構在歷史化過程中流變延展。20世紀80年代，從對歷史的書寫，到對社會政治的反思，再到試圖改寫新詩的歷史傳統，恢復詩歌整體性文化功能的努力，詩人們的詩歌抱負豐富了當代詩歌的民族精神。90年代到新世紀初，個人化寫作滲入了歷史想像和當下經驗，詩人以不同的途徑與時代對話——知識分子寫作中的批判立場、介入向度依然負載著先賢的民族精神，而口語寫作、底層寫作則關涉了在場的民生關懷。新世紀以來，網路詩歌喧囂沉浮，平庸的氣息彌散，在短視的利益機制和大眾文化中，如何恪守詩歌信仰，創作出有氣象、有骨氣、抒發靈性和真誠、遠離浮躁空洞的詩作？傳承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産，高揚富有時代感、主體性的民族精神，應該是努力的方向。對詩歌創作而言，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現實關懷，不該因時代的變遷而褪色。在追索和表達民族精神的過程中，中國當代文化的振興與詩歌形態的多樣化、詩歌創作的繁榮發展將互為促進，同表崢嶸。
立足世界的文化視野
詩歌精神還是世界視野和人類情懷的一種體現。民胞物與是中華民族究天人之際、追求天人和諧的思想核心。中華民族把人類的文化創造歸結為對天地法象的觀照，把在這種觀照下生成的精神形態和物質形態稱為文化，將文化的詩意抒發稱為詩。在現代化進程中，中華民族的天人和諧觀念已經演化為世界性的天人和諧，成為世界文化發展的共同取向。作為跨語際、跨文化交流最便捷直通的橋梁，詩歌類似于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種溝通天地人神的聖樹“建木”，貼近世界存在的本相，接近人類心性的原初狀態。詩性沒有國界，這是詩歌獨具的質素，也是它在世界文化中發揮先驅者使命的緣由。
近些年的文化交流現實表明，漢語詩歌愈來愈能融入東西方文化溝通、文明交匯的語境之中。立足世界詩歌版圖，以開放的視野和魄力，審視並吸納世界詩歌的精粹，傳播和發揚當代漢語詩歌經驗，這是推進詩歌精神建設的努力方向。以前，我們常説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喪失了活力，就詩歌而言，其實真正喪失的是我們的創造力與求索精神。時下，中國古代與西方的思想文化資源遠遠超越以往任何時期的儲備，西川、歐陽江河、王家新、吉狄馬加等一批當代優秀詩人汲取古今中外詩歌的給養，已經跨入世界詩歌的軌道。可是，相對於龐大的詩人群體和詩歌産量來説，我們仍然缺少能傳播到世界的卓越的大詩人，缺少震撼人心、經得住歷史淘洗的經典詩作，這是最值得思索的。
綜觀那些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詩歌，莫不植根于博大包容的精神境界和人類亙古延綿的母題，莫不凸顯純凈的靈魂、堅定的信仰、充沛的生命力、真摯的情感經驗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尤其不缺的是人性之美，既有“為星球提供能源”的初心，也有“站在地獄的屋頂上，凝望著花朵”的超越。“靈魂如果沒有確定的目標它就會喪失自己”，對於每一位當代詩人來説，最大的挑戰不是來自修辭技藝，而是來自自我突破——面對影響的多元與焦慮，如何發出個性的聲音，處理好現代性、當下時代和個體生命的關係，如何回應世界詩潮的波涌，在世界藝術的格局中完成對詩歌本體的提升？
在中華民族日新月異的發展中，詩歌精神已經播下傳承不息的火種，而在今天多民族多元文化並存的精神文明建設中，激活詩歌精神必將起到積極的作用。如《周易》所言，人類文明總是“變易”與“不易”的統一。當今，漢語詩歌創作正處於“變易”的時代，我們需要審慎地思考在漸變中如何發揮和增進傳統詩歌“不易”的優長，同時積極萃取世界詩歌的智慧，相容中西詩藝的精彩。自《詩經》始，中國詩歌記錄了多少燭照古今的歷史瞬間，又投射了多少卓然不凡的崇高靈魂，一部中國詩歌史已經證明，詩歌的活力即一個時代的活力，詩歌的處境彰顯人的處境。我們有理由相信，構建詩歌精神，激活漢語詩歌創作的潛力，將為詩歌發展以及文化發展打開無限深遠的空間。
（作者為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5年07月14日 1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