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生産者無動力提高文化産品品質
政策必須直截了當，找到所謂的抓手。在長期文化逆差加之內需不足之後，相信源源不斷的政策還會接踵而至。全民閱讀立法聽起來很可笑，也幾乎沒有可操作性，但倘使能實現書店免稅，增加公共圖書館投入，改善作者的生存環境，也算得上誘之以利，或多或少能起到些正面的促進作用，讓人不僅懷疑這是否類似美國議會的院外遊説——傳説中的大文化部要增加自己的分量，而眾多經營困難的文化機構則需要政策扶持。
文化不能等同於經濟，同樣，文化也不等同於宣傳，雖然很多媒體人信誓旦旦地認為現代傳媒可以把一條狗包裝成意見領袖，但至少這條狗得英俊瀟灑、吠聲洪亮，才可能具備包裝價值。
通常情況下，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看到文化危機是如何累積起來的，翻譯工作在人們月工資三五十元的年代大概是千字三十元左右，而在如今大概是千字六十元左右的標準，倘使我們是市場經濟的話，即便充分考慮外語系畢業生的數量增長帶來的成本降低，翻譯品質正常情況下也會是成倍下降。
這便是大多數內容生産者面對的現實，作家同樣兩級分化，出現了上千萬年收入的人，説明瞭總體需求的上升，但全國top100的作家比起其他任何一個行業的精英都會自愧不如。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這幾十年，與之匹配的文化産品也在迅猛增加，但受制于這個簡單的規律，産品品質大幅度下滑的同時，文化人的自尊和自信至少在經濟上已經被徹底摧毀。這便是文化危機的另一種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