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在第37屆世界遺産大會上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産，中國的世界遺産地數量增至45處，超過西班牙，成為擁有世界遺産地數量第二多的國家，僅次於擁有48處世界遺産的義大利。
世界遺産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民族文化、歷史遺跡或自然資源景觀給予的一種肯定和極高榮譽。可以説，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産，帶給國人的榮耀是多方面的，但與此同時，這種榮耀裏面充滿了焦慮情緒，尤其是最近幾年隨著我國的世界遺産數量越來越多，興奮中夾雜的焦慮情緒幾乎成為一種全民表情。
一般來説，世界遺産數量增多是開發與保護共贏的最好説明，但在我們一些地方，世界遺産似乎成了攫取旅遊利益的籌碼和“香餑餑”。只要某地一入選世界文化遺産，接下來的事情就只剩下了門票漲價和開發的升級，世界遺産地成了身價倍增的“通行證”，而把保護特別是可持續發展忘記了。
有眾多教訓可以證明這點：武當山道教建築群保護區將“復真觀”改建成旅遊賓館“太子養生堂”；張家界在武陵源保護區內大建接待設施，並修建世界上最高的旅遊觀光電梯；南京明孝陵入選世界遺産不到20天，明孝陵下馬坊的三組石刻被計劃遷移等等。更為嚴重的是，武陵源等六處世界遺産遭黃牌警告，尤其是“三江並流”，如果得不到有效整治，其稱號很可能被取消。凡此種種，都讓公眾對“世界遺産地數量第二”産生了“榮耀式焦慮”。
消除國人的“榮耀式焦慮”是一道社會題。首先，要做好對世界遺産管理者的教育和引導工作，必須摒棄那種把世界遺産當作搖錢樹一味盲目開發的行為。要知道“世界遺産”根本的意義在於保護，而不僅僅是旅遊開發的對象。為了地方的短期經濟利益或者一部分人的私利，不惜以全人類的遺産作為代價，實在是一種自殺行為。其次，要引導各方力量參與世界遺産的開發和保護，不能眼中只有開發而無保護，這需要法律力量的介入與規制。那種為了利益在保護區內大建賓館、娛樂場所等旅遊接待設施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犯罪”。
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有必要在國家層面設立統一機構對世界遺産地進行科學管理，以避免各地為了私利損害遺産。當然，也需要增加財政投入，以防止地方飲鴆止渴，破壞世界遺産，這是消除“先開發後保護”的必要條件。
世界遺産公約是一個“保護公約”，並非是“開發公約”，更不是“旅遊公約”。這應成為社會的起碼共識和基本遵循。惟有跳出功利和利益的泥淖，更看重世界遺産的文化精神功能而不是經濟功能，避免把世界遺産等同於一般旅遊資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國人的“榮耀式焦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