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10月9日晚，央視《看見》欄目記者、主持人柴靜受邀在清華大學做了一場題為“採訪是一場抵達”的演講。演講的部分內容在微博上公開後，引起反響。同時，由於之前媒體報道不全面，很多人期待較完整的內容。現摘要編發部分演講內容，呈現其演講原貌。
沒有夯實的報道，評論只是沙中築塔
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人們頭腦中偏見的根源，往往是來自於無知，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動，把它拿到胸前，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確地移動一毫米，這就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計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會增加。
精確是一件需要耗費比較複雜的智力活動的一件事情。報道就要求精確，要求對事實和因果梳理，沒有這個基礎，評論往往就是議論、想像，而不是事實。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成為國家電視臺的主持人，做一個十六分鐘的新聞深度報道。我覺得這樣的狀況在世界新聞史上也是很少見的，一個年輕人被放到做深度評論的主持人位子上，這是我們剛剛起步的電視新聞決定的一種特殊要求，以後也不會更多地出現。實際上媒體有它的規律，就像一個存在的植物，它必須要按照它的規律生長一樣，要想變得粗壯、強韌，必須到土地裏頭去接受風吹日曬，再一片一片葉子長出來，如果沒有非常夯實的報道作為基礎，那麼評論只能是沙中築塔。所以我轉行做了記者，到現在十年了。
採訪是呈現，不是評判
採訪不是用來評判，採訪是用來了解；採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採訪只是來認識世界。
我覺得對我來説，採訪最大的障礙就是一句話，“我認為我是對的”。這句話看起來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礙會遠遠大於我們的想像，顧準原來説過一句話，他説什麼叫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對不會錯的想法，如果一個採訪者帶著定見，很難了解世界的複雜。
前段時間我採訪魏德聖，他拍的電影《賽德克 巴萊》，就是當年發生在臺灣的“霧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間的一場戰爭。
魏德聖説，在臺灣歷史當中關於這個事件只有兩句話，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軍隊；再看日本的教科書也是兩句話，是某年某月某日臺灣某個原始部落的一場暴動。反抗和暴動，這是對於一件事情的兩種解釋。都只有兩句話，都很簡單，但魏德聖説記者式的社會思維要回答的是：“為什麼他們在這個事件中做出了那樣的選擇？”
魏德聖説，他進入這個頭領內心的時候，受過很多的衝擊，一開頭他會熱血激沸，覺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幹掉了。但了解越深，他開始發現自己精神上出現了危險的搖晃，比如説他去接觸當年認識這個部落首領莫那魯道的人，那個人跟他講，他根本不是一個英雄，他是一個流氓，每一個經過他部落的人他都會打，他控制欲很強。然後魏德聖又會去想，這個人為什麼會在戰爭之前讓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時候他害怕得簡直寫不下去了，因為在不斷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達一個真實的人。
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心靈的過程是一個可怕的過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於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險就在於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絕接受已經形成的定見，他需要從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發去認識人，這本身就意味著動蕩、不安、危險，還有進步。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你沒有依靠，你原來思想上可能有一個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拋掉，這個拐杖就是人類已經形成的習俗、觀念。就像一個被按在水裏的人，你必須把頭埋在水裏面，學著嗆水才能夠學會思考。
所以我要講的下一句話就是，採訪不是用來評判，採訪是用來了解，採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採訪只是來認識世界。我很年輕就做了記者，年輕人最熱誠，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我們真的想通過報道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我最初那兩年在公開場合講話或者領獎的時候總是會説，我希望我做這個節目，曾經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些話很漂亮吧，聽上去加點音樂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這樣煽情的話並不是職業記者的使命，這個是我慢慢才意識到的。
假如你有這樣強烈改造社會的目的，你就會容易形成你頭腦當中的偏見，你認為世界有一個完美的範式，它就應該向那個方面發展，假如它不是那樣，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觸，你就想改變他，這樣就有兩個後果，一個是你根本改變不了，對方發現你想影響他的時候他就不接受你了，會背道而馳；第二個結果是當你改變不了的時候，就可能因為挫折感或者絕望，放棄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