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借申遺之名，對文物遺産進行不負責任的過度開發的地方太多了，尤其是盲目復建文物古跡，使真實的歷史資訊遭到破壞，造成的是無可挽回的保護性破壞，這與申遺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
我國于1985年加入《世界遺産公約》，如今已擁有41處世界遺産，規模僅次於西班牙和義大利，居世界第三。即使如此，全國各地排著申遺的項目還有近百項，按現在一年一個的速度也許上百年也排不到。我們不否認，絲綢之路、大運河、元上都、哈尼梯田等文化遺産因為具有獨特的價值，完全應該成為世界文化遺産的一員，但我們也不得不警惕一哄而起的申遺背後的動機，不得不承認許多遺産重申請輕承諾、重利用輕保護的現狀。
進入世界遺産名錄，對許多地方來説，意味著知名度的空前提高和旅遊業的迅速發展。安徽徽派建築西遞、宏村申遺成功後，旅遊人數每年呈現100%的增長；麗江古城成為世界遺産後知名度迅速提升，現已成為一個非常商業化的城市。雖然中國的多處世界遺産因為過度商業化，不得不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質詢，雖然有關部門多次強調旅遊業正在給世界遺産地帶來致命的傷害，但是潛在的巨大商業利益，依然導致許多地方不惜耗鉅資進行申遺總動員，希望可以擠上申遺的獨木橋，夢想著成功後就可以拿著金字招牌賺更多的錢。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專家告訴地方政府，若成為世界遺産意味著更多的保護責任，必須拆除那些違章建築，拆除那些不倫不類的人造景觀，關閉那些毫無特色的酒吧街、商業街，同時不能收門票或者不許漲價、不許為了旅遊業在附近蓋飛機場、蓋旅館、蓋遊樂場，這些官員會不會因此放棄申遺呢？
記得杭州西湖申遺成功後，立刻承諾“六不變”，繼續免費開放、還湖於民的惠民方針，得到了社會的一致讚賞，但這樣的例子畢竟太少。保護、開發以及公益，一直是文化遺産難以理順的一組關係，是為了短期的利益飲鴆止渴，還是為了遺産的永世長存而有所捨棄，需要足夠的智慧，更需要足夠的情懷。（劉慶柱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