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歲的金庸大俠近日獲得了康橋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金大俠這種不顧年邁體弱一心向學的精神，誠如師曠所説那樣：“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孰與昧行乎？”令我等晚輩後學欽服汗顏。
金庸先生這一生做的事，無論從哪種標準來説，都是輝煌的。若以尋常財富衡量，古往今來，文人僅靠一支筆，所能積聚的財富，有幾個超過金庸先生？若論名望，以“查良鏞”之名創辦《明報》，指點時事，臧否時人，在香江乃至更大的範圍內掀起輿情風浪；而以“金庸”之名寫出“飛雪連天射白鹿 笑書神俠倚碧鴛”等十四部武俠名著，更是引發洛陽紙貴，創造出“有華人處，必有金庸”的盛況。等他晚年輟筆不再寫武俠、寫時評後，又成為業已開放的大陸官方貴賓，來去必有紅地毯、鮮花迎候，更不用説聲達宮禁，以德高望重備中樞諮詢。
可以説，中國傳統文人所追求的富貴與名聲，在金大俠身上都得到和諧完美的統一。那麼，他還缺什麼呢？若説有什麼缺陷，筆者以為，在傳統的學術殿堂裏，金先生的地位還不算顯赫。也就是説，如果現在再搞進文廟配享孔子的評選，金庸恐怕還不太夠格。
儘管，一些大學的中文系已經早把金庸的武俠小説作為研究對象，也有一些名校的名教授高度推崇他的武俠小説，更有某次媒體發起當代文學家評選活動中，金庸獨佔魁首，以大比分傲視群雄。但是，無論以古代 “經史”為主要內容的“立言”標準，還是以現代人文社科學科的研究標準，擁有數億讀者的金庸的武俠小説，還是很容易被劃進“俗”流難登大雅之堂，就如明末的柳敬亭説書，聽眾再多，影響再廣也難入《儒林傳》。雖然，讀金庸的武俠小説，許多人嘆服其知識的廣博，金大俠筆力所及，幾乎涉及了中國傳統文化所有的門類：儒典、佛經、道藏、書畫、圍棋、茶道、奇門遁甲、天文地理，等等。其小説中的故事以及一些人物，也和歷史有所交集。但多數讀者，也僅僅把這些看成小説家言，如果硬要通過金庸的小説去研究什麼“國學”，或者將其小説情節看成真實的歷史，就是謬之千里了。另一位知名度同樣很高的華人作家高陽則不一樣，高陽的歷史小説建立在嚴肅的考證基礎上，和歷史事實契符相合，其“野翰林”之稱名副其實。
如此説，筆者並非否認金庸在文史方面的學識，我想金庸早年若進大學正兒八經做學問，其成就當不亞於同齡的史學家。但武俠小説、政論文字的路數和學術文章大不一樣，前者最注重的是傳播效果，因此武俠小説借用歷史上某一史實或人物做引子，大加演繹虛構，乃正常的創作手法。世間的事，有得必有失，好處不可能一個人佔全，金庸晚年儘管名聞天下，但因壯年的武俠小説和政論文章的寫作，而犧牲了成為大學問家的機遇，或許是一種缺憾。欲達到文人圓滿的境界，如何彌補這種缺陷？金庸學生曾被浙江大學聘為教授，或許是一種途徑，然而試看今日中國大陸，多少忙於政務幾乎胸無點墨的高官都身膺高校教授，金大俠的“教授”身份，含金量能有幾何？如果能進世界最有名的學府———康橋大學，攻讀學位，庶幾能補人生的這種缺憾。
雖然金庸曾説過，自己追求的不是學位而是學問。但取得了康橋大學的博士學位，自然也是錦上添花的事，可喜可賀。可憑一個學位能否在中國學術殿堂裏佔一席之地，也很難説。至今無人超越的大家陳寅恪乃是真正追求學問而非學位，他遊學歐洲多所名校，涉獵甚廣，卻沒有取得任何學位，回國後，照樣能擔任清華大學研究院的導師，而其學術水準，更令同時代學人和後世學者折服。金庸先生博士論文的研究領域，恰好和陳寅恪先生成名的領域重疊———隋唐時期的政治制度。有學位的金庸先生，其學術地位恐怕很難超過沒學位的陳寅恪。———其實，金庸完全可為自己武俠小説的成就感到自豪，能否進文廟佔個位置，真有那麼重要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