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紅20日在華廣網刊文表示，“十二五”規劃將深刻影響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十二五”規劃將有助於兩岸産業對接合作的擴展深化、有助於兩岸經濟分工模式的轉型發展、有助於兩岸科技交流合作的蓬勃發展。
全文內容如下：
中共17屆5中全會公報提出，“制定“十二五”規劃，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化改革開放，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根據中共17屆5中全會公報對“十二五”規劃和“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有關建議，筆者認為“十二五”規劃將深刻影響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十二五”規劃將有助於兩岸産業對接合作的擴展深化、有助於兩岸經濟分工模式的轉型發展、有助於兩岸科技交流合作的蓬勃發展。
“十二五”規劃有助於兩岸産業對接合作的擴展深化
“十二五”規劃將“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要發展現代産業體系、提高産業核心競爭力，改造提升製造業，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加快發展服務業，加強現代能源産業和綜合運輸體系建設，全面提高資訊化水準，發展海洋經濟”；“要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完善農村發展體制機制，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要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生態文明水準，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大力發展迴圈經濟，加強資源節約和管理，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加強生態保護和防災減災體系建設，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完善城市化佈局和形態，加強城鎮化管理，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扶持力度，構築區域經濟優勢互補、主體功能定位清晰、國土空間高效利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區域發展格局”。
當前，臺灣經濟在現代服務業、産業資訊化、現代農業與農村建設、迴圈經濟、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城鎮化建設與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與經驗，並迫切需要外部市場的支撐。顯然，強調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區域協調發展、環境友好社會的大陸“十二五”規劃將為臺商進一步在更大區域範圍、更多行業領域投資大陸創造商機，併為兩岸産業對接合作的擴展和深化提供機會。
“十二五”規劃有助於兩岸經濟分工模式的轉型發展
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在大陸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有關政策的牽引下，多數臺商在大陸以“兩頭在外”的代工模式在大陸進行生産經營，相應形成“海外進口－臺灣接單或設計－大陸加工生産－海外銷售”的兩岸經濟分工模式。大陸“十二五”規劃將“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調整優化投資結構，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這將為臺商在大陸的經營模式與兩岸經濟分工模式的轉型提供契機。臺商可以更多地從事面向大陸內需市場的生産經營活動，從而兩岸經濟分工模式也可能向“海外進口－臺灣接單或設計－大陸設計、加工生産－大陸與海外銷售”轉型發展。
“十二五”規劃有助於兩岸科技交流合作的蓬勃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灣不僅在科技創新與發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為臺灣經濟發展與競爭力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在科技發展的體制與機制方面積累了許多值得借鑒的寶貴經驗。但臺灣市場規模的相對狹小等因素制約了臺灣科技成果的産業化，臺灣基礎研究的相對薄弱等因素也制約了臺灣科技創新的可持續發展。大陸“十二五”規劃將“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加快教育改革發展，建設人才強國，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奠定堅實科技和人力資源基礎”。這可以為臺灣科技成果的産業化提供強大的市場需求誘因，可以為臺灣科技創新的持續發展提供厚實的基礎研究支援。而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特別是兩岸簽署了ECFA與智慧財産權保護協議，臺灣當局有可能進一步放鬆對兩岸科技交流合作的管制。在此基礎上，“十二五”規劃如上所述將牽引兩岸産業對接合作的深化發展、兩岸經濟分工模式的轉型發展，從而可以為“十二五”時期及其以後的兩岸科技交流合作的蓬勃發展提供強大的經濟誘因與助力。（唐永紅，經濟學博士，現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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