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信心的預言

　　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115師取得平型關大捷。由於日寇抵死不降，沒有抓到一名俘虜。時任第686團政治處組織股股長的歐陽文回憶：“我親眼看著我們團的一個副營長背起一個鬼子傷員往後走，結果被鬼子把耳朵咬下來了。”

　　1937年暮秋，第129師官兵在晉東北駐地遇到一個被打散多日的日本兵。他蓬頭垢面，正伏在池邊喝水。大家反覆警告：“繳槍不殺”，可他聽不懂中國話，負隅頑抗，冷不防射倒我數人，不得已只得將其擊斃。

　　面對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及“大和民族優越論”長期影響的頑固敵人，1937年10月6日，八路軍政治部發出《關於開展日軍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平型關戰鬥和遊擊部隊經驗，日敵非拼死不肯繳槍，這雖由於民族隔閡和日本軍閥欺騙，但過去華軍沒有進行敵軍政治工作，也是使敵臨死不繳槍的重要原因。因此，開展敵軍中的政治瓦解削弱敵人戰力並推動友軍學習，就成為當時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

　　然而，最初的工作效果並不理想。由於對作戰對手了解不夠，宣傳內容和方式的針對性不強。“舉行兵變”“投入八路軍來”“打倒軍部和資本家政府”等一系列遠離實際的口號，反而引起日本兵的反感。一部分幹部戰士和根據地群眾對日軍的殘暴罪行深惡痛絕，對日俘有嚴重的對立和報復情緒。當時在第120師政治部敵工部工作的馮先民送日俘去延安學習途經興縣就遭遇尷尬：“興縣剛受日軍掃蕩之害，‘三光’政策使村子十室九空。村民見到日軍俘虜，情緒激憤，有的衝上來就打。我和押送的一個警衛班竭力阻攔、勸解，弄得筋疲力盡。後來，我對眾人説這是毛主席制定的寬俘政策，是賀（龍）司令員讓我們送他們去延安上學，畢業後再上前方來和我們一起打日本的，群眾的情緒才安定下來。”

　　為了扭轉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明確要求：宣傳上，“印刷一兩句口號那樣太短的傳單，並不有效，但太長了，卻難於閱讀，一般以日文六七百字為理想標準。再者，一張傳單裏，不要寫很多內容，強調一個內容的方法最好。文章體裁和字句，要和一般的新聞雜誌一樣，不要黨八股和外國化的東西，不要滿篇理論，以能感動人者最好，文章要寫得像日本文。”寬待俘虜上，各部隊把端正幹部戰士對俘虜的認識作為政治教育和經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來抓，對違反俘虜政策的事件進行嚴肅查處。同時，針對日軍生怕自己的欺騙宣傳被日俘揭穿、抗戰初期對作戰後失去聯絡一週以上的士兵歸隊後皆加以殺害的情況，八路軍總部規定：今後俘虜之日軍士兵，不論其表現如何，立即歡送釋放，至多不超過3天。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到，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之一，並充滿信心地預言：“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 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辦法雖然目前收效尚未顯著，但在將來必定會有成效的。”

　　正如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以及各抗日根據地開展的形式多樣的對敵宣傳攻勢，很快成為瓦解敵軍的利器。

　　1939年3月，舒同在《晉察冀軍區部隊最近政治工作概況》中統計，兩個月內，4個分區共寫標語21370條、散發傳單79000份，“凡是接近敵人的房屋、樹林、廁所、室內外, 差不多滿布起來了，並相當帶藝術化。”不少日軍士兵撿到我軍的宣傳品後偷藏在身邊經常翻看，有的把標語抄在日記中，有的把傳單寄回國內家中。被俘和投誠日軍中，一半以上帶著印有“持此通行證，我軍保障諸君生命安全，並以同志對待”內容的通行證。

　　利用夜暗條件，對日軍碉堡或據點進行喊話、唱日本歌曲，被我軍形象地稱作“上夜課”。1943年深秋，反戰盟員石田雄到山東文登縣城據點喊話。敵人正想開槍，石田雄用優美哀傷的男高音緩緩地唱了起來：“夜半人靜月更明，寒光斜射照進窗。期待在渺茫異國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傷……”歌聲隨風吹進碉堡，日本士兵思鄉厭戰之情油然而生：“你唱得太悲哀了，我們很難受。”

　　給前線官兵送慰問袋是日本的風俗。日軍侵華初期，日本士兵平均每人每年收8至12隻，裏面裝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較精緻高檔。隨著戰事的發展，到1941年，每人每年僅能收到3隻，所裝物品品質也大大降低。針對這種情況，我軍每逢春節、櫻花節、盂蘭節等日本傳統節日，都將裝有煙、酒、毛巾等日用品和慰問信的慰問袋分送至各日軍據點外，借機開展政治宣傳。1943年4月，八路軍渤海軍區敵工科的同志折了幾支含苞待放的櫻花和慰問品一起裝進袋子裏，夜間放到隴海路北側東海縣桃林鎮敵軍碉堡外，然後喊話離開。第二天一早，再安排親我的偽鎮長派人將慰問袋送進碉堡。日本兵誰也不敢動，怕有爆炸物，就讓送去的人退到碉堡圍墻外解開袋子，裏面有煙、酒、櫻花、慰問信，還有一首根據唐朝詩人杜牧名作《清明》改寫的詩：“清明時節雨紛紛，堡上官兵欲斷魂。櫻花美酒何人送？嶺樹村煙八路軍。”後來，據偽鎮長反映，日軍小林隊長看了信和詩後情緒低落，對前途感到茫然。

　　1941年，八路軍政治部敵工部還在延安廣播電臺開辦了每週2次的日語廣播，主要報道太平洋戰況，以及在延安的日本人的生活情況和邊區情況，駁斥日軍的欺騙宣傳等。八路軍日籍女戰士原清志成為最受日軍歡迎的播音員。她1937年3月來到中國，11月參加八路軍，後加入中國共産黨。

　　面對我軍強大的宣傳攻勢，日軍喟嘆：“中國軍與武力戰並行的思想戰，其巧妙令人佩服。”“因為華軍的反戰宣傳，士兵的思想似乎起了動搖，實在難以指揮。”

　　從敵人到同志

　　由於我黨我軍深入貫徹寬待俘虜政策，通過採取尊重其民族和生活習慣、對有傷病的日俘及時進行治療、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給予物質生活優待、安排部隊領導人接見、召開日俘歡迎歡送大會等多種方式，解開日俘的心結，戳穿日本軍國主義的謊言，使成百上千的日軍官兵紛紛舉起反戰的旗幟，加入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的行列。這些日俘還先後成立了“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在華日本共産主義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等反戰組織,掉轉槍口對準日本法西斯。

　　1939年1月的山西省武鄉縣王家峪村，在八路軍前線司令部新年集會上，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岡田義雄3名日俘宣佈加入八路軍，成為最早一批“日本八路”。當年11月，杉本一夫又聯合其他6名日俘建立了中國戰場上第一個日本人反戰組織——“日本士兵覺醒聯盟”。

　　杉本一夫被俘前叫前田光繁。剛被俘時，八路軍戰士給他講“共産黨不殺俘虜”的政策，他根本聽不進去，聲稱“不殺就糟了，你們不殺，那就得自殺，這不是更殘酷嗎？”八路軍幹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給予他生活上的優待，漸漸地，杉本一夫的思想開始動搖。當他在行軍中親眼目睹日軍的燒殺搶掠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極大傷害時，他氣得渾身發抖，就像是他自己幹了壞事一樣感到無地自容。他決定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反對這場野蠻的戰爭。

　　參加八路軍那天，朱德總司令走上臺握住他的手熱情地説：“我代表全軍指戰員衷心歡迎這3位日本青年參加我們的軍隊，成為光榮的八路軍戰士！這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雖然今天只有3個人，以後一定會變成幾十個人、幾百個人。”而這也讓山本驚喜不已：“我們深感朱德總司令等八路軍的高級領導人對日本俘虜的轉變和進步是多麼關心吶！”“作為俘虜，我們深感十分幸運。不妨反過來想一想，日軍的華北派遣軍總司令是否能特意去會見俘虜，與他們親切交談呢？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秋山良照也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八路”。他是覺醒聯盟冀南支部的創始盟員，多才多藝，不但能寫文章，還善於繪畫。秋山善於抓住日軍的心理，經常與他們通信談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積起來有一尺多高。後來，每當夜間反戰支部到敵人碉堡前喊話時，總有日本士兵問：“秋山君在哪，他還好吧？”當時日軍中紛紛傳説“八路軍中有個‘秋山良照’部隊”，日軍還專門討論所謂“秋山事件”，下令通緝秋山良照，併發佈公告，以連升兩級和1萬元作為懸賞。

　　被譽為“日本白求恩”的反戰盟員山田一郎，原是日軍中尉醫官，在被俘一年半時間裏，始終在尋機逃跑。他曾在日記中寫道：“一年半的時間裏心中一直隱蔽著一個秘密計劃，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動報告給日軍——然後死掉。不管八路軍怎樣熱情地對待我，我都無動於衷。”然而，在一次高燒三天三夜、經我軍精心照料才脫離危險後，他心頭的冰雪終於融化了：“我睜開眼向外望，從壞了的窗紙處可以看見太行山山峰上的積雪和藍色的天空，積雪在陽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間，不知為什麼在我的心中一種‘新生’的感覺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來。”

　　山田一郎醒來後，劉伯承司令員專程趕去看望，這讓山田徹底拋棄了逃跑的念頭，全心全意加入了反戰的行列。“我特別感動的是，劉伯承司令員特意從涉縣軍區司令部趕來看我，還送我一桶醬菜，這種東西在當時是十分昂貴的。”劉伯承司令員還在太行《新華日報》專門寫文章讚揚山田一郎，説他“多次在槍林彈雨之中，親自拿機關槍去協助我們作戰”，極大激發了日俘們的革命熱情和鬥志。

　　戰後，山田回到日本，曾滿懷深情地回憶：“追憶往昔，中國共産黨和八路軍用階級的友愛、難以置信的耐性和寬闊的胸懷無微不至地照料我們，使得像我這樣一個胡攪蠻纏的人變成一個有用的人，而不是白白送死。”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佈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中，宮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他原名宮川啟吉，1941年夏被我軍俘虜，曾擔任“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冀魯豫邊區協議會副委員長兼冀魯豫邊區參議員。1945年6月9日，宮川隨津浦鐵路對日軍工作隊在萬德西官莊執行任務時，被日軍重兵包圍，為了不當俘虜，毅然舉槍自盡，時年27歲。

　　“反戰同盟”冀中支部支部長田中實原是日軍駐深縣的小隊長，在百團大戰中重傷被俘，經過我軍的感化教育，成為“反戰同盟”的骨幹成員。1943年5月，田中實原不幸在河北唐縣豆腐村被俘，被日軍押送到北平，由岡村寧次親自審訊。田中大義凜然，英勇不屈，慷慨就義。

　　“反戰同盟”魯中支部支部長金野博經常同我武工隊一起深入敵佔區開展工作。1945年春，他在日照縣付瞳一帶被捕，面對敵人的刑訊英勇不屈：“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軍去。”一直到他被敵殺害，其隨武工隊活動期間住過的10多家“親戚戶”沒有一戶暴露受害，他接過頭的敵偽軍關係，沒有一個人被供出受牽連。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共有36名日本“反戰同盟”成員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英勇事跡和犧牲精神至今在中華大地傳揚。

　　俘虜學校的奇跡

　　1944年10月21日，美國外交官埃默森、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飛抵延安，考察八路軍的宣傳原則和藝術，特別是對日本俘虜的教育方式，以作為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對待日本俘虜的借鑒。

　　他們逗留了近兩個月，發現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所接觸的學員個個歡聲笑語，與在重慶見到的那些身戴鐐銬、表情麻木的日軍俘虜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事後，埃默森總結了延安模式的5點成功經驗，其中特別指出：“日本工農學校的教育是促成他們轉變的決定因素。”

　　在戰爭中為俘虜辦學校，在世界戰爭史上聞所未聞，而中國共産黨與他領導的革命軍隊就辦了一所這樣的學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他們是怎樣創造這一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的呢？

　　1940年3月，日本共産黨的創建者和領袖野坂參三來到延安。當年10月，野坂參三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的學校以教育改造日軍戰俘。

　　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學校具體工作由八路軍總政治部負責領導。校址選在寶塔山下，與陜甘寧邊區政府和抗日軍政大學為鄰。野坂參三化名岡野進，中文名林哲，親自出任校長。經過半年多籌備，學校于1941年5月5日正式開學。

　　原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學校副校長趙安博後來回憶：“開學典禮上，朱德總司令、總政副主任傅鐘、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會長馮文彬等領導同志出席了日本工農學校的開學典禮並致了賀辭，勉勵學員們要努力學習，成為反對侵略戰爭的志士。”“學員人數變化不定，隨來隨學，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到抗戰勝利前夕，隨著敵軍工作的開展，日軍願意繳槍投降以致主動投誠的人數不斷增多，學員最多時有六七十人。日本工農學校成立3年多，來校學習過的日俘學員總計約有三四百人。”

　　學校對學員入學，首先進行1個月的嚴格審查，了解學習意願，考察入學資格。審查合格者，即在預科學習兩個月，後轉入本科學習10個月。從1943年秋季起，根據學員年齡、閱歷、文化程度和政治水準的差異，將學員分編為A、B、C三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品質。針對學員們曾長期蒙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實際情況，開設了日本問題、時事問題、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問題、聯共（布）黨史等課程，並定期舉辦討論會、讀書會，尤以“星期一討論會”規模最大，討論的問題也較為廣泛，涉及“日本軍隊的內幕”“八路軍和日本軍隊的比較”“日本法西斯給人民帶來些什麼”“日本軍部和財閥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戰爭以及這場戰爭對誰有利”等，此外還舉辦“二萬五千里長征報告會”“日軍暴行座談會”等活動。

　　在生活上，學校也想方設法搞好優待保障：給學員津貼每月3元，相當於八路軍師級幹部的補貼標準。當時，毛澤東、朱德的補貼也只有5元。生活實行供給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麵粉15斤、豬肉3斤、蔬菜30斤等，在一般情況下，每天兩餐有大米、白麵，並想方設法弄些雞魚豬肉，有時還供給些水果、白糖。就餐儘量照顧日本人的習慣，一人一份。而當時八路軍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幹部戰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雜糧，有時沒有糧食只得靠野菜充饑。

　　思想上改造，生活上關心，讓學員們脫胎換骨，得以新生。1941年冬，學員森建當選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參議員。隨後，小路靜男又當選為延安市參議會議員。秋山良照、茂田江純、津田秀、本橋中、古賀初美、坂谷義次郎、後藤勇等7人，也相繼當選為所在根據地參議會的參議員，參與了抗日民主政府的議政和管理。

　　曾在該校任教的梅田照文回憶：“在日本工農學校裏接受的一兩年教育，使學員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發生了根本變化。昨天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勇士兵’，一旦脫掉軍裝，就恢復了自己是日本勞動人民的本來面目，喚起階級意識，加入了‘反戰同盟’，進而又自願脫胎換骨成為‘日本共産主義者同盟’的戰士。沒有任何人懷疑這條道路就是日本人民真正熱愛祖國，尋求日本人民的繁榮與幸福之路。”1944年7月1日，《紐約時報》曾發表評論指出：“這裡的日本戰俘並不是關在集中營裏，共産黨人使他們相信，幫助八路軍就是幫助日本從軍閥和戰爭的重擔下解脫。”（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