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22日發表著名為傑夫代爾撰寫的題為《美國中情局能否從虐囚醜聞中全身而退？》的文章。文章説，作為基本訓練的一部分，美國士兵會被送去參加一個模擬被敵人俘虜的課程，他們會在課程上學習如何忍受嚴刑拷問。2002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簡稱：中情局)開始在阿富汗追捕“基地”組織成員嫌犯時，把該課程的2名前教官請了過來做顧問。

　　 這2個人逆向運用如何忍受酷刑的知識，幫中情局設計出了一系列逼供方法，包括模擬活埋，讓囚犯長時間保持痛苦姿勢，以及如今臭名昭著的“水刑”（模擬溺水的感覺）。

　　 在接下來的6年裏，在中情局的一個在全球各秘密監獄關押了逾100名嫌犯的項目中，這2名空軍退休心理學家扮演了核心人物的角色，讓該項目的許多嫌犯遭受了刑訊，也為中情局帶來了二三十年來最大的一場危機。

　　 根據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最近發佈的一份中情局虐囚報告，詹姆斯 米切爾和布魯斯 耶森參加了許多次審訊並提供新的審訊手段建議，他們還曾向中情局提供報告，稱酷刑有作用。

　　 報告中還提到了關於這2名心理學家的另外2個不同尋常的事實。儘管責任重大，但2人都沒有“擔任審訊官的經驗，不具備關於“基地”組織的專業知識，缺乏抗擊恐怖主義的背景，也沒有任何相關地區、文化或語言的專長”。儘管如此，中情局總共向2人創辦的公司支付了8100萬美元的服務酬勞。中情局將其歷史上最具爭議的項目之一外包給了2個資質可疑的人。

　　 美國參議院那份長達525頁的報告詳細曝光了“911”事件後中情局的虐囚計劃，其中最觸目驚心的地方在於，這2兩名心理學家業餘、唯利是圖、恣意殘暴，卻在中情局審訊中扮演了過重的角色。

　　 此次的參議院報告中情局以內部文件為基礎，對中情局發出了自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最猛烈的抨擊。上世紀70年代初，參議員弗蘭克 丘奇領導的委員會調查了中情局一次次失敗的領導人刺殺行動，比如刺殺前古巴總統菲德爾 卡斯特羅。丘奇當時稱中情局為“離群的野象”。

　　 與上世紀70年代不同，中情局這次很可能將倖免于重創，因為它仍然得到國會中眾多共和黨議員的支援。中情局官員仍然不太可能在美國受到起訴。然而，報告有更廣泛的影響。它將加深全球各地的反美情緒，還可能讓前中情局官員在國際上受到起訴。它強化了中情局作為一個只遵循自己規則的美國情報當局的形象。此外，報告包含了豐富的中情局內部文件，在敘寫後“911”事件當時的歷史、和美國政治精英是如何在“911”襲擊後的創傷和恐慌中失去了道德準繩方面，它將發揮重要作用。

　　 一部講述中情局歷史的著名著作的作者蒂姆 韋納指出，在“911”事件以前，中情局的每個官員都有一本手冊，強調中情局“不使用酷刑，以殘酷、非人道和羞辱性的方式對待或懲罰嫌犯，或在未經指控或審判的情況下長時間拘留嫌犯”。

　　 他説：“在‘911’事件後，他們是如此擔心襲擊會再來一次，以至於他們基本上把自己的規則指南拋到了一邊，而這本指南的基礎就是一條通過50年經驗得出的結論——嚴刑逼供是不管用的。

　　 “如今我們不禁再次發問：我們美國人有沒有能力在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開展秘密情報工作？”

　　“合法”之爭

　　 這份準備了長達5年的報告，是由加州民主黨議員、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黛安娜 范斯坦公佈的。她對參議院説：“10年前中情局的行為，如今成為我們的價值觀和歷史上的一個污點。”范斯坦的任期截至今年底。

　　 范斯坦發佈這份報告有3個具體目的：

　　 首先，她希望確定無疑地證明中情局確實進行了嚴刑逼供。即便10年來不斷被揭露，美國總統巴拉克 奧巴馬今年也承認“我們對一些人進行了刑訊”，但中情局高層官員仍堅稱他們在審訊中沒有使用虐待手段。司法部在布希主政時期準備的備忘錄稱，水刑等手段是合法的，這使得中情局能夠宣稱它只不過是在遵循指南。

　　 報告用具體事實駁斥了所謂合法的説辭。被83次施以水刑的著名基地組織嫌犯阿布 祖鮑伊達，在其中一次被施以水刑時，“完全沒有反應，他張著嘴，氣泡從滿是水的嘴裏冒出來”。醫生施救後，他開始吐出“大量水”。祖鮑伊達眼下仍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監獄。古爾 拉赫曼在被關押在中情局所謂的“地牢”裏時被凍死。２名足部骨折的囚犯“被施以墻刑、被迫保持痛苦姿勢、並被拘禁于狹小空間裏”。還有１名裝有義肢的囚犯被迫“長時間”保持站姿。一個名叫馬吉德 汗的囚犯，他午餐中的鷹嘴豆泥、意面、堅果和葡萄幹“被攪拌成濃漿……給他灌腸”。還有一名囚犯被“直腸灌食”，使他患上了“慢性痔瘡、肛裂，並有直腸脫垂症狀”。

　　 其次，范斯坦將中情局描繪為一個近乎變節的機構，隨意地實施刑訊，在有關自己所作所為的問題上持續誤導白宮、國會和美國公眾。

　　 報告對2006年至2009年間擔任中情局局長的邁克爾 海登提出了格外尖銳的批評。報告稱，在2009年1月，海登有一次向當時剛剛當選總統的奧巴馬的過渡團隊成員作簡報，舉了一些例子證明審訊非常有效。報告稱：“他提供的那些例子幾乎完全不準確。”

　　 在講話中，范斯坦提到了2007年的一次參議院聽證會，在那次聽證會之前，有媒體報道中情局已銷毀審訊過程的錄影帶。 “海登局長表示，中情局認為銷毀錄影帶的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國會當時還未要求查看錄影帶。”她説，“但當然了，委員會當時根本不知道那些錄影帶的存在。”

　　 在接受Politico採訪時，海登表示這份報告對他並不公平，因為大多數囚犯都是在他的兩位前任任期內被關押的，當他接手時，程式已經變得嚴格得多。 “我是個傻叉，跑到（國會去），試圖向他們詳細解釋這個項目。”他説，“我沒有撒謊。”（范斯坦對現任中情局局長約翰 布倫南進行了另一種方式的抨擊。他日前召開記者招待會為中情局辯護，而81歲的范斯坦則在推特上反駁他的話，並用了#請讀報告#的話題標簽。）

　　好警察與壞警察

　　 引發最大政治爭議的是范斯坦的第三個目標，即證明嚴刑是無效的。她希望這份包含豐富中情局內部交流記錄的報告能夠證實一點：嚴刑是沒有用的。

　　 報告列舉了20個使用了虐待手段的審訊案例，包括追捕奧薩馬 本 拉登行動。報告稱，在每一個案例中，有價值的情報都是通過常規手段（而非虐待手段）得到的。報告還指出，逼供曾逼出過假情報，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所依據的情報中就有這類假情報。然而，前中情局領導人和布希政府的一些官員近日在電視和廣播上激烈反駁這一説法。中情局本身的反應是，堅稱從審訊中獲得的情報在追捕本 拉登行動中發揮了作用。

　　 “這個項目對獲取情報是有作用的，這些情報讓我們俘獲了更多高級別特工、並粉碎了一些原本會導致美國人被殺的陰謀。”中情局前副局長邁克爾 莫雷爾説，“我確信如此。” 布倫南在記者招待會上試圖表達一個更模棱兩可的觀點，稱“無法確定”他所謂的“高級審訊手段”是不是嫌犯後來提供有用情報的原因。

　　 2名心理學家之一米切爾在接受Vice News採訪時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他以保密協議為由拒絕對參議院的報告發表評論，只説這份報告是不正確的。然而，他表示，激進審訊手段的意義不在於馬上獲取情報，而在於讓後來的常規審訊變得更容易。他説，目的是製造一個“足夠壞的警察，讓這個人願意跟好警察合作”。

　　 在中情局奮起反擊的同時，許多共和黨要人也對范斯坦提出了尖銳批評，進一步攪渾了政治局勢。雖然作為一個曾經受過刑虐之苦的人，約翰 麥凱恩已表態支援這份報告，但將於明年接替范斯坦擔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的理查德 伯爾表示，“這裡唯一的動機可能就是讓美國前總統喬治 W 布希難堪”。簡而言之，范斯坦的報告已成為華盛頓黨派分歧的又一例證。但從長遠來看，它也將持續提醒人們現代美國生活中曾存在這樣一段黑暗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