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閃耀在軍旗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新中國成立前夕，在重新設計我軍軍旗時，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軍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徵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設計其實是一個新興執政黨帶有鮮明象徵意義的制度奠基。
胡錦濤主席最近強調指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建軍的根本原則和永遠不變的軍魂，是我國的基本軍事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政治優勢。”這一重要論述深刻總結歷史、洞察現實，精闢揭示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在我國軍事、政治制度體系和軍隊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地位。從制度層面深刻認識“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本質和危害，自覺劃清中國特色基本軍事制度與西方軍事制度的界限，對於抵禦西方敵對勢力鼓噪的錯誤思潮的侵蝕，進一步打牢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基礎，在履行新的歷史使命中永葆我軍本色，無疑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世界上沒有軍事制度的“通則”——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軍事制度是由國情軍情決定的
軍事制度的基本問題是軍隊由誰領導和怎樣領導的問題。《孫子兵法》的“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醒目開篇，宋太祖趙匡胤的“兵權之所在，則隨之以興；兵權之所去，則隨之以亡”的執政箴言，都深刻闡明瞭軍事制度的極端重要性。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作為一種國家政治制度，軍事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併為其服務的上層建築。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軍事制度，主要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現實國情軍情和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等因素，世界上沒有普世的、通用的軍事制度。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政治形式的演變，軍事領導制度經歷了由君主政治下君權至上制度向政黨政治下政黨掌握軍隊制度的演變。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下，軍事領導制度表現出不同形式。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及兩黨或多黨體系下，政黨不擁有自己特定的武裝力量，而主要是通過政府這個仲介環節來掌控軍隊。隨著政黨的輪替，政權的交接，軍隊的控制權也隨之轉移。所謂的“軍隊國家化”，實際上就是兩黨或多黨制下政黨通過政府輪流控制軍隊的方式。而在社會主義制度及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體系下，實行政黨直接領導軍隊的制度。這種制度由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首先創立，我國實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這種制度更高、更完善的體現。
任何制度都是具體的、歷史的。中國特色基本軍事制度與西方軍事制度的差別性，歸根到底是由其國情軍情的差別性決定的。各個國家實際情況不同，其制度必定迥然有異。從軍隊産生的歷史來看，西方國家軍隊通常不是由政黨組建，一般來説，軍隊産生在前，政黨出現在後。比如，英國資産階級的職業軍隊創建於1642年，而其政黨産生於1679年以後；美國軍隊創建於1775年獨立戰爭中，其政黨則産生於1787年以後。而包括我國在內的不少國家是先組成政黨，後由政黨組織自己的軍隊，政黨與軍隊合成一體，天然地形成直接關係。從政黨産生的歷史來看，西方國家政黨不是在革命環境中産生，而是在建國後由議會中不同派別逐步發展起來的。包括我國在內的不少國家的政黨往往是在民族危亡及武裝鬥爭條件下應運而生，政黨不是産生在公開的議會，而是産生在秘密、非法的條件下；不是産生在開國後的和平年代，而是産生在戰鬥頻仍的革命時期。政黨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必須建立自己直接掌握的軍隊。在革命勝利後還要保衛勝利成果，完成執政使命，因而必須直接領導和指揮軍隊。
一個國家的軍事制度，也是由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和政治制度決定的。在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大國實現現代化，首要條件是必須有堅強的政治領導和長期穩定的政治環境。這就要求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作為國家民族的中流砥柱和政治核心，把十幾億人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來，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邁進。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也是我國社會制度的根本原則和鮮明特色。政治制度決定軍事制度。與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相適應，在對軍隊的領導權上，只能由中國共産黨來領導，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來領導。這一制度與西方國家根本不同，與前蘇聯等國家也有明顯區別。堅持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是我們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在軍事領域裏的必然體現，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