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二戰結束60週年紀念活動中，德國政府的一系列舉動頗為引人注目。在德國首都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區，在柏林歷史性的標誌建築勃蘭登堡門不遠處，一片壯觀的紀念碑群赫然展現在人們眼前———這就是佔地達1.9萬平方米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面對這一德國人為自己豎立起的歷史恥辱柱，人們不能不驚嘆于德國政治家們的巨大道德勇氣和歷史責任感！中國先哲有言“知恥近乎勇”，誠哉其言！

　　德國為何要建造這樣的紀念碑？德國聯邦議院議長蒂爾澤在揭幕儀式上表示：一是要表明統一後的德國承認它的歷史責任；二是對親身經歷的戰爭回憶即將變成通過知識傳達的集體記憶的一種表達。其實，它一方面是對當年戰爭受害者一個明確的認罪表示；另一方面也是今天的德國同納粹歷史徹底決裂的一個莊嚴體現。

　　近來人們又一次清楚地看到，德國政治家們在對待那段不幸歷史時的高度道義感與歷史責任心。在德國聯邦議會紀念二戰勝利結束的國家紀念儀式上，德國總統克勒明確表示：德國人懷著驚恐和羞愧的感情回首由德國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首由德國人犯下的破壞文明的大屠殺；德國人對於由於其對人類犯下罪行、同時也使德國蒙羞的那些人，充滿憎惡與鄙視；德國人對於過去歷史的反思沒有終結點，不能在某一時刻就一筆勾銷。

　　而德國聯邦總理施羅德則為《南德意志報》撰寫專文，進行深深的懺悔與反省。他寫道：“過去發生的事情既不能挽回也不能消除，但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德國人已經這樣做了。我們懂得自己所負的歷史責任，也認真對待這種責任：回憶戰爭、回憶種族屠殺和犯罪成了我們國家認同感的一部分，這是一種永久性的道德義務。”

　　德國政治家們的表現不能不讓亞洲人民想起同是二戰發動國的日本。人們注意到，在國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和爭取“入常”的利益驅動下，日本首相小泉在雅加達含含糊糊地重復了10年前村山首相對“那場戰爭”的道歉，又勉勉強強地參加了莫斯科的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60週年慶典。然而人們更清楚地看到的是：就在小泉道歉的當天，竟然有多達80余位國會議員到供奉著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就在5月16日，小泉還聲稱將來要繼續參拜！人們又看到，日本東京高等法院日前就“平頂山慘案”做出了二審判決：駁回中國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給予賠償的訴訟請求。1932年9月16日，侵華日軍不僅將遼寧省撫順平頂山村800多所房屋付之一炬，並且將3000多名無辜村民集體屠殺。對這樣一樁慘絕人寰的慘案，日本沒有懺悔，沒有道歉，表現得何等冷漠！人們進而想到南京大屠殺，30萬中國軍民慘遭日本侵略軍的瘋狂屠戮。然而就是這當時就震驚了世界並被東京審判所認定的史實，日本右翼政客們和日本新編歷史教科書的策劃者們卻至今都不肯認賬。如果有人提議日本以德國為榜樣，也在日本本土上為侵略戰爭受害者們建立一座紀念碑，那真不啻是癡人説夢了。

　　當然，在日本戰爭紀念碑是有的，但那不是為亞洲各國受害人民而立的，而是獻給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甚至是戰爭罪犯們的。就在靜岡縣伊豆半島的伊豆山上，就建有一座所謂“七士之碑”，紀念的就是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了死刑的7名甲級戰犯。而他們的部分骨灰還被移往愛知縣的三根山，並在山頂為他們又建了一座“殉國七士墓”。讓這些戰犯們一如他們靖國神社中的同僚們一樣，歲歲享受著右翼政客們的香火與膜拜。如此舉止怎能不深深刺傷受害國人民的感情呢？

　　因此，人們無法不將德日兩國的行為作一番比較。德國和日本雖天各一方，卻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國；戰後也同時崛起為經濟大國；而目前又同在爭取“入常”，力圖成為政治大國。然而事實上，它們被周邊鄰國所認同的程度卻大不相同：歐洲的德國早已為各國所熱情接納，它不僅是歐盟的一個受尊敬的成員，而且是歐洲一體化的有力推動者。而身在亞洲的日本，它所面對的可悲現實卻是形單影隻，頗為孤立。為什麼會有如此強烈的反差？原因不難洞明：德國真誠地清算了自己的歷史罪責，從而獲得了鄰國的寬恕與接納；而日本卻不肯坦承戰爭罪行，使亞洲鄰國尚難給予同情與諒解。難道這不值得日本有遠見的政治家們深長思之嗎？

　　《人民日報》 (2005年05月17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