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紐約時報》披露，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裏在國務卿任上曾以私人郵箱處理公務，此舉引起軒然大波。希拉裏使用同一個個人電子郵箱，本來只是為了能隨時、便捷地接收來自公、私各方的訊息，“只是為了工作方便，我以為這是合法的”“我使用私人郵箱是得到國會批准的”。一些國務院僱員也認為該電郵系統時常在郵件寫到一半時就停滯不動；美國法律規定國務院工作人員的通訊記錄都應當存檔，可這一存檔功能不靈便，希拉裏也認為State.gov電郵系統的秘密存檔功能晦澀難解。

　　如果希拉裏並未競逐總統寶座，此事恐怕只相當於我們沒有使用學校或公司提供的電子郵箱。希拉裏選擇性使用郵箱，甚至任上從來沒有登錄過國務院的郵箱賬戶——其郵箱系統是由克林頓基金會運營的，有人擔心駭客入侵後可能盜取郵件往來記錄，進而洩露國家機密。劇烈的黨派之爭下，電視上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紐約地産巨子、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對她連環炮式的各類攻擊，比如，“這個女人已經犯法，現在居然還想競選總統？”

　　不論特朗普怎樣出言不遜，誰都無法否認，一旦野心勃勃的希拉裏真能當選下一屆美國總統，她的故事一定會載入史冊。最早在弗吉尼亞殖民地生活的英格蘭移民可能永遠都不會想到，幾百年後，他們的子嗣竟然可能迎來一位女總統。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家凱斯林布朗提醒我們，在早期北美殖民者的觀念中，女性天然臣服於男性，因為女人善變、禁不住誘惑、情緒危險而不穩定；“女人、野人、吉普賽人、非歐洲裔的種族、孩子、流浪者以及動物”都需要白人男性的馴服和看護，女人“潑辣、多欲、缺乏理性而且性情多變，不具備管理政府的能力”，這是16世紀英語世界人們的共識。即便在伊麗莎白女王即位之後，類似看法在英國依舊盛行。

　　為了抑制類似言論，伊麗莎白女王雇用寫手，宣揚她絕無僅有、雌雄同體的性別特質，以及作為處女的純潔與神聖。被人比作聖母瑪利亞的她試圖塑造那種超自然的、智慧與聖潔的形象，掩蓋她作為尋常女性善變的本性，她所選擇的格言是”semper eadem”，意即“永遠不變”。為了這一承諾，她選擇了獨身，1558年宣告：“我早已選擇了我的夫君，他就是英國。”而她的孩子是全英國的子民。英國人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以“弗吉尼亞”命名，便是為了紀念這位始終保持獨身的神聖女王。這折射了400多年前女性為成就一番事業而不得不作出的犧牲。

　　伊麗莎白女王式的困境在今天早已無法想像，希拉裏當然不必再為類似的性別歧視困擾，更不會屈從於傳統的家庭倫理觀而躲在丈夫身後。婚後，她並不願意從俗改用夫姓，堅持自稱為希拉裏羅得漢；以“第一夫人”出現的那幾年，她似乎也不像其他第一夫人那樣本分，而是驕傲地在紐約州聯邦參議員選舉中勝出，成為該州第一位女性議員。希拉裏是在喧囂的民權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新女性，她本科畢業于“宋氏三姊妹”曾就讀的衛斯理學院，大三時就曾組織同學遊行罷課，據説那時她的一些同學就相信希拉裏有朝一日會成為美國第一位女總統。

　　在民權運動轟轟烈烈的輿論聲潮中，“女總統”並不像是天方夜譚。希拉裏念完本科就被耶魯法學院錄取，在那裏結識了一名叫“比爾”的男生。希拉裏不需要永遠當處女並用拉丁語宣誓“永遠不變”，她的困境從來都不在於性別，而在於她逾越了泄密的雷池，為求通訊便捷而忽略了必要的安全程式。技術已然徹底改變了政治的遊戲規則，這些技術時代特有的通訊安全問題，在伊麗莎白女王的時代同樣難以想像。

　　希拉裏的“電子郵件門”，讓人不禁想起美國史上“帝王般的總統權力”所遭遇的那些並不光彩的事件，比如1972年6月的“水門事件”。當時，剛剛結束訪華的尼克松總統遭到國會彈劾，因為有人發現他在辦公室內安置錄影器，秘密錄下了一系列私密的談話內容；尼克松還在一些部門辦公室的電話裏安裝了竊聽裝置，秘密地將所有白宮裏的通話進行錄音備份。尼克松最初拒絕遞交相關錄音帶，後迫於國會壓力而不得不公諸於世，錄影帶中他談及自己不遺餘力競逐下一屆總統的出發點，竟是想要“懲罰我的敵人，回報我的朋友”。此言一齣，舉國譁然。面對被彈劾的壓力，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宣佈辭職。

　　尼克松當年對公共事件頻繁的暗箱操作，以及他為求連任而不惜一切手段的做法，更符合馬基雅維利《君主論》宣揚的主張，卻與196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的主流觀念格格不入。尚未從冷戰思維中走出來的尼克松，仍試圖主掌當時的局勢，過於信賴精英層面的秘密外交與秘密決策，其思維和處事邏輯最終當然不為1960年代以來的美國民眾所接納。

　　但是，希拉裏與尼克松截然不同，她並未監聽他人言論，只是沒有將自己的電子郵件納入龐大的國家安全監控體系之中。美國每年耗費2000萬美元以監控民眾的電子郵件、語音對話、視頻照片，網際網路巨頭如微軟、谷歌、臉書、Youtube、Skype、蘋果等全都參與到美國國家的監控計劃之中，這也是前FBI僱員斯諾登在向《衛報》與《華盛頓郵報》 披露“棱鏡計劃”時試圖向整個世界披露的。然而，在回應民眾質疑時，現任總統奧巴馬曾提醒國民，隱私與安全是一個矛盾體，“在完全享有隱私的同時，你的安全可能會出現問題。”在經濟高速運轉的全球化時代裏，資訊成為一切有序運轉的核心要素，如何保障資訊安全特別是社會和經濟的有序運轉，對政府是一個巨大考驗。

　　相關規則並不是兒戲。即便在美國高校內，助教和老師不能隨意公佈學生成績，或將其成績以電子郵件等形式傳遞。按照美國國會1974年頒布的《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條例》，類似行為侵犯了學生隱私權。考試成績只有學生本人有權了解，合法監護人在孩子18歲以前可以過問，一旦成年後便無權了解孩子的考試成績及其他各類學校資訊。學生也有權拒絕向教育機構透露自己的一切資訊，校方只能查詢其通訊地址，而無權查詢其具體成績及課程表現；一旦學生選擇拒絕透露其通訊資訊，該資訊便成為隱私，任何人都無權查詢。考試成績尚且不能通過電子郵件互為傳遞，涉及國家機密的內容當然更是如此，這也是美國國會要求國務院任何通訊往來必須進入安全系統備份的原因。

　　希拉裏的私人郵件往來中，有幾封已涉及高度國家機密，並未進入安全備份系統，甚至已可能被轉發到別國。有人在電視節目裏毫不客氣地評論道，“作為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裏知法犯法，實際已然犯下重罪。”許多人認為一個真正享有言論自由與創造力的健康社會，不能容忍任何限度的對個人隱私的侵犯；然而，也有人相信奧巴馬的主張是對的——如果沒有法律的管制，個人自由無從談起。而在網際網路時代裏，所謂管制就是警察局和監管部門無窮無盡的監聽，人們的一舉一動實際都在政府的監控之下。

　　究竟是希拉裏犯下重罪，還是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權力過於膨脹？資訊記錄和儲存究竟是監聽，還是偷聽？國家的資訊監控是否具有合法性？又該由誰來扮演國家的角色，享有上帝般一覽無余的權力？目前仍在俄羅斯的斯諾登，究竟是美國的英雄還是叛徒？這些問題見仁見智，值得我們長久思考。(邢承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