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世界早已不兌現靜態的一般假定。如今金磚國家在做的，正是亞洲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多年來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根本做不到的；今後金磚國家準備做的，正是亞洲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期待他們去做的。經濟學家出身的樓繼偉財長説得夠直白：金磚銀行也好、亞投行也好，它們將更重視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將為亞洲和全球經濟發展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更全面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價值觀。換句話説，作為具有復古意義和現代價值的新公共産品，金磚銀行和亞投行的成立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全球公共産品供給的範式轉換。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格局變遷也隨著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所擔角色的不斷升級而正在發生微妙變化，如今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正從一般意義上的溝通與協調平臺，升級為積極主導全球經濟與金融治理的機制性安排。這從本次金磚國家的烏發峰會的有關成果即可反映出這種變遷趨勢。而從國際經濟秩序變遷史來看，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初步完成工業化和初步建成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後，其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就不僅僅是一種被動適應，而是基於已有的經濟力量，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甚至重建話語體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産品。而西方一定會利用既有公共産品和相關力量工具遲滯或者阻擾中國積極主推區域性乃至全球性公共産品，卻很難阻擋中國積極構建多邊合作體系的努力。從這個角度來説，以金磚銀行、亞投行為代表的跨區域制度安排，標誌著主要新興經濟體的決策者們為了擺脫既有國際經濟體系的戰略鎖定，通過主動創設並拓展服務於國家利益的多邊合作平臺，以國際共識、對話機制和多邊協議消除分歧，促進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從共用中獲取利益，在積極提升既有全球經濟分工體系話語權的同時，也在嘗試參與承擔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的角色。（章玉貴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