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31日是亞投行接收意向創始成員國申請的截止日期。截止日到來的前一天，埃及、芬蘭、俄羅斯正式宣佈申請，向中方提交了書面確認函。算上最後搭車的幾位小夥伴，已有46個國家成為或者申請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亞投行的“朋友圈”已達46國。從發達國家到後發國家，從遙遠的歐洲到近鄰的亞太，一張張“信任票”標誌著對利好的追求，更標誌著對共贏的渴望。

　　資本逐利。大家紛紛登臨亞投行這趟豪華列車，首先看中的當然是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蘊藏的商機。作為後發國家密集之地，大部分亞洲國家肩負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富國強民使命，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卻面臨著後危機時代的紛擾，資本難以找到合適出路。因此，正如博鰲亞洲論壇上一些官員與企業家所言，亞投行在為各國打開一扇新的增長與機會之門。

　　在經濟合作、互聯互通之外，亞投行更深層次的含義，則在於貨幣金融體系的再造。

　　眾所週知，佈雷頓森林體系覆滅之後，無論世界銀行，還是後來的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合作機構，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強國操縱、大國遊戲。後發國家和地區雖能參與其中，可更多還是屬於“陪太子讀書”的角色。貢獻的是自身的市場，收穫的竟不成比例，有的還受到主權問題的“被干預”，國際貿易的剪刀差越來越大。這種不平衡的合作，註定難以持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亞投行盡力平衡各國利益的努力，得到了格外的讚許與關注。比如持股比例，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起國，不刻意尋求“一股獨大”，大家覺得應該多出些，那就到50%；如果成員增多，那就相應下降。總之，持股比例也好、發言權也罷，包括具體的運作機制，都要商量著來，以期形成一整套多邊合作、共贏互惠的新體制新機制，爭取大家都滿意。

　　長期來看，不僅是經濟合作、投資領域，包括貨幣互換在內的金融領域，也可能成為亞投行的重要議題。這就將從根本上動搖不合理的國際貨幣規則，使得更多公平競爭的機會播撒全球。

　　“不看廣告，看療效”。亞投行的“廣告”打得好，已有不少朋友登臨問詢。將來，在實實在在的合作共贏中，必將産生更久遠的紅利分享、更可靠的利益回報，共同為區域振興發展、全球經濟復蘇，做出福祉人民、澤被後世的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