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熱衷在世界範圍內強行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和“民主”模式，它們自我認定西式“民主”適合所有發展階段的所有國家。而美國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反恐”大纛更強化了這種政治制度上的傲慢，新干涉主義甚囂塵上，所謂“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勢不可擋。但20多年過去了，其“民主化”的成績單乏善可陳，那些依靠強權政治和軍事干涉扶植起來的“民主”制度，確似一堆“爛尾工程”，拖不起，又放不下。“我們為什麼要試圖破壞一個穩定的國家”？傲慢使西方國家付出的巨大代價，倒逼著它們的政治人物和社會各階層有識之士開始進行反思。

　　被美國新聞界譽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戰地記者”的戴斯特 菲爾金，在他《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一書中以“一種疾病”為題，狀寫了這種“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

　　西方聯盟駐伊拉克臨時權力機構的頭兒布萊默和伊內閣成員一起考察伊拉克南部的一家婦産醫院，那裏的醫生指著躺成一排骨瘦如柴的早産嬰兒抱怨：“這裡沒有電，無菌病房垮了，沒有氧氣，冰箱裏的疫苗變質，細菌滋生，感染血液……嬰兒在死亡，薩達姆統治時期可不是這樣的。”“民主毀了這家醫院，民主讓人變得無能。這裡以前是有標準的。以前人們真是在努力工作，他們害怕上司，加班到很晚，如果一個孩子死了，要開會認真研究，搜尋問題。”“現在我們自由了，沒人在乎這些，每個部門都失職，連出生和死亡證明都沒有，他們在濫用自由。”

　　“難道你們希望薩達姆回來？”布萊默緊皺著眉頭，“我壓根就不想看到這些。”這時一個叫阿爾薩法阿爾的省議會負責人接了話茬：“作為一個伊拉克人，我願意在我的國家看到民主，但我們現在有的不是民主，我們所看到的民主就是一種疾病。”布萊默感覺氣氛不對，欲擺脫視察的無奈與尷尬，暗示考察結束。阿爾薩法阿爾卻旁若無人地只顧往下説，“政黨只關注眼前利益，鼠目寸光，而且每個政治團體都有民兵，不經過這些人同意，連老天爺都會遭殃！”後來果不其然，布萊默考察僅1個月後，曾經進入伊內閣的薩德爾發動了針對美國人和伊拉克南部新政權的叛亂，西方聯盟幫助建設的所有政府大樓、警署、民事防禦設施都被摧毀，代表國家機器的警察、國民衛隊和政府軍也全部消失。一位負責監管伊拉克南部局勢的美國官員仰天長嘆：“6個月的努力全部白費，一點痕跡都沒留下。”

　　顯然，戴斯特 菲爾金披露的這些，只不過是伊拉克20多年動蕩歷史、美索不達米亞冗長戰爭中幾可忽略不計的片段，但伊拉克人把這種強行植入的“民主”視為“一種疾病”卻十分難能可貴，潛蘊著對自己發展道路和制度選擇的醒悟。據戴斯特 菲爾金的統計，僅2005年5月至10月間，宣稱對襲擊美國人和伊拉克現政權負責的“叛亂”組織就多達103家。他們代表著林立的政治團體和不同宗教派別的利益，疾病化的“民主”使得人非理性的一面被強化，各種民粹主義受到鼓舞，社會越來越難於從自己的國情出發深謀遠慮地商討問題。政客們借助利益集團的公關宣導，煽動及建構民眾意向，製造分化，催生公共暴力，於是“爆炸聲和祈禱的鐘聲，像是伊拉克獨特的國歌”！

　　有道是“橘逾淮而北為枳”，“只有紮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而今，美媒已有學者發聲，國家穩定是民主的前提，“我們浪漫地持有傳播民主的念頭，卻讓那些國家陷入了恐怖和暴力之中”，“當我們環顧全球尋找值得支援的政府和領導人時，我們首先應該問：這個人和組織能把國家充分團結起來，從而建立完全的領土控制嗎？若政府不能確保統治國土，不能確保日常生活安全的話，正常的政治無從談起，或者是不可能的”。基辛格更是單刀直入：“美國認為自己有義務支援所有反對非民主政府的民眾起義嗎？”（作者：辛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