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伊斯蘭極端組織“伊拉克與沙姆伊斯蘭國”(ISIS,也有譯為“伊拉克與敘利亞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北部及其與敘利亞交界地區的大肆攻城略地,其跨界“建國”的系列舉動不僅招致伊敘兩國內部多種政治勢力的堅決抵抗,甚至其曾經的上司“基地”組織也堅決將其“革籍”,斷絕與其間本已薄弱的名義隸屬關係。但這些反對措施並未能有效阻止ISIS的擴張,其宣稱建立“伊斯蘭國”的舉動明白宣示其“國土”範圍絕不限于兩河流域,其頭目拾起消失近百年的“哈裏發”頭銜,自封全世界穆斯林之王。
在此關頭,長期飽受在中東地區毫無作為之詬病的奧巴馬政府近日積極出兵空襲ISIS重要目標,冀望以直接的武力介入來幫助其盟友遏制ISIS的地區擴張步伐。
恐怖主義是全球公害
從戰略高度來看,ISIS的恐怖主義本質及其對現代國際關係準則的全然否定客觀上有助於美國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援,再加上美國維護其世界領導地位的主觀動機,美國對ISIS動武便顯得順理成章了。
首先,ISIS的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本質使得美國的打擊容易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援。恐怖主義是全球公害這一事實自“9 11”以來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作為“基地”組織原成員的ISIS不僅針對西方,其矛頭還直指擁有諸多穆斯林國民的中俄等非西方大國,可謂四面出擊,其恐怖主義危害性更甚。
其次,ISIS肢解現有民族國家的行為挑戰了現代國際關係的基本單元,牽涉所有主權國家的根本利益,尤其那些存在民族分離主義的國家,更是對領土與主權完整極其敏感。ISIS的目標並非是在現有民族國家版圖內實現政權的更疊,而是以阿拉伯沙姆地區為基點,進而向各大洲穆斯林聚集區擴張,其設想的統一領土迄今從未成為過現實。不僅如此,ISIS否認現代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哈裏發”的“伊斯蘭國”並不承認除己之外一切國家及其政權的合法性。無論是ISIS最直接的受害國伊拉克和敘利亞,還是飽受伊斯蘭極端主義與民族分離主義暴力威脅的其他國家,都不能容忍自身主權與領土完整受到侵害。美國深知中東政治格局的複雜性,並不支援改變中東國家的現有版圖,其維持伊拉克領土保持形式上的完整便是例證,打擊ISIS的跨界“建國”有利於維護民族國家的現代國際關係準則與規範。
最後,美國力圖維護其通過系列戰爭所構建的冷戰後國際新秩序,以戰爭來鞏固戰爭所取得的成果是其不可回避的戰略選擇。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雖有內政上的分歧,但在維護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上態度高度一致。美國構塑其領導的冷戰後國際新秩序主要通過三場戰爭來實現:首先通過科索沃戰爭進一步剷除所謂“共産主義殘余勢力”,然後通過阿富汗戰爭打擊伊斯蘭激進和恐怖勢力,最後通過伊拉克戰爭削弱世界世俗反美勢力。
從實踐上來看,塔利班的捲土重來、ISIS的來勢洶洶已經讓美國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所取得的成就有付諸東流的危險。不僅如此,ISIS所代表的新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已超過“基地”組織,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奧巴馬政府“增兵阿富汗,撤軍伊拉克”的過渡性部署因ISIS嚴重威脅伊拉克新政府和庫爾德自治政府等盟友的生存而困難重重,美國在中東遭遇ISIS和塔利班的左右夾擊,其戰略東移目標越發難以實現。出於鞏固和保持美國未來領導地位以及履行盟友職責的需要,美國不得不“赤膊上陣”,對ISIS予以定點打擊。
定點打擊 不捲入地面戰爭
從具體戰術來看,美國打擊ISIS具有較為清晰的目標,即維護伊拉克和庫爾德自治政權的存在,以及通過“圍魏救趙”的方式間接武力支援敘利亞反對派,可謂“一石三鳥”。“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浪潮席捲敘利亞並最終引發持久內戰,巴沙爾政權逐步喪失對諸多領土的控制權,再加上伊拉克北部地區長期的部落—教派政治鬥爭以及庫爾德自治區的半獨立狀態的存在,這使得ISIS逐步在錯綜複雜的政治格局中縱橫捭闔,一舉攻克伊敘約20座城池,並對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形成合圍之勢,而庫爾德是伊拉克最為穩定的地區和主要的産油區。
美國需要通過削弱ISIS的實力以維護伊拉克這個西方民主樣板,維護庫爾德自治政府存在的同時避免其趁亂徹底脫離伊拉克。由於ISIS也在敘利亞反對派控制區活動,與敘利亞反對派武裝衝突不斷,巴沙爾政權放任ISIS在敘活動以使其與反對派兩敗俱傷,而美國早已承認敘利亞“全國委員會”並希望推翻巴沙爾政權,因此ISIS在敘利亞的活動對美國的敘利亞政策構成嚴重挑戰。雖然2013年8月底奧巴馬政府便獲得對敘動武的授權,但分別支援巴沙爾政權和反對派的敘利亞在美僑民隨即齊集白宮前同時表達各自不同意願,再加上國際國內的反戰浪潮,美國政府一直對敘利亞引而不發。通過定點打擊伊拉克境內的ISIS,敘反對派也能將更多精力投入與巴沙爾政權的對抗。
美國空襲ISIS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伊拉克和庫爾德政權、敘反對派的軍事壓力,但美國並不希望發動地面戰爭,這既與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轉移相悖,也會讓美國承擔過多的責任,總之美國不願深陷中東戰爭泥潭。
有限戰爭恐難以剿滅ISIS
美國的空襲行動不可避免造成幾個後果。第一,從極端主義思潮角度,ISIS可能出現塔利班化的趨勢。由於伊敘兩國社會結構的前現代性,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有著生根的土壤,受西方支援的伊拉克新軍、庫爾德地方武裝、敘利亞反對派武裝都難以依靠自身力量有效抵抗ISIS的武力進攻。長期以來,伊拉克新軍仍大規模配備MPi-KM步槍等東德武器,便是出自美國最大限度防範美軍先進武器大規模落入敵人之手的憂慮,800名ISIS武裝分子繳械號稱3萬之眾的伊拉克新軍的費盧傑之役為美國的此種擔憂作了最好的注解。美軍的有限戰爭、伊軍的孱弱,以及ISIS的跨界存在,註定了ISIS如塔利班一樣難以剿滅且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第二,從教派衝突角度,打擊ISIS可能會使伊朗有進一步做大的趨勢。21世紀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發動的戰爭客觀上促進了伊朗地區大國地位的不斷上升。伊拉克戰爭逆轉了佔人口多數的伊拉克什葉派長期處於弱勢地位的局面,並打通了領土相連的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的什葉派弧形地帶,親美的伊拉克新政權與伊朗的關係也有了較大改善。ISIS的崛起便有失去特權的伊拉克遜尼派的大力支援,美國在打擊ISIS上與伊朗具有目標的部分一致性,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增加未來伊核問題的複雜性。
儘管美軍空襲ISIS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援或默許,尤其是伊拉克當局的力邀,但打擊方式的單一性、ISIS的跨界流動性都會使美國難以達到預期的軍事成效,美國未來仍會不可避免地被ISIS等中東熱點問題牽制相當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