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日本軍國主義“七作為”

時間:2013-08-15 16:16   來源:文匯報

  原標題:重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日本軍國主義“七作為”

  教科書警世鐘

  ——重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的啟示

  2012年,向隆萬訪問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閱讀東京審判檢察長季楠的私人收藏文件。

  今年是東京審判宣判65週年。1948年11月4日至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韋勃宣讀了法庭判決。《判決書》不僅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作出罪狀認定和量刑,而且用很大篇幅闡述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發展、膨脹的過程,今天重讀仍深受震動!

  根據《判決書》,可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作為”梳理如下:

  一曰“造神”。1920年前後以甲級戰犯大川周明為代表的“理論家”,大肆鼓吹“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原則,為擴張領土尋找依據。“八纮一宇”出自中國古書,“皇道”就是“天皇之道”,他們解釋為“把世界置於天皇一人統治之下”。大川曾出版一書,狂妄聲稱日本是大地最初成立的國家,統治萬國國民是日本的天命,並預言1925年前後東西方將發生戰爭。另一名狂熱鼓吹者是甲級戰犯橋本欣五郎。他還是個陰謀實干家,他建立的“櫻會”,就是一個中佐以下現役軍官的激進組織。《判決書》判定“他是建立陰謀的首謀者”,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正是這種帶有邪教色彩的“造神”蠱惑,煽動了狂熱的狹隘民族情緒,産生了自殺“神風隊”這類怪胎。

  二曰“滋事”。1930年前後,激進分子還是以中下軍官為主。他們陰謀製造事端,造成既成事實,從而逼軍部高層和政府就範。東京審判中日本戰犯的罪行自1928年始,原因就是謀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判決書》指出:“一個日軍大尉在地雷周圍埋伏兵士,1928年6月4日,當張作霖的列車到達那裏時地雷爆炸,日軍向張作霖衛隊開火。”當時田中義一首相並不知情,向天皇報告後準備將責任者交付軍法會審,但在陸軍部干預下,不了了之。此次滋事成功助長了軍國主義者的氣焰。1929年7月1日田中內閣被迫辭職。不久,軍國主義者再度滋事,包括1931年7月1日的“萬寶山事件”,1931年7月17日的“中村事件”,特別是1931年9月18日的“瀋陽事變”。被判絞刑的甲級戰犯板垣徵四郎當時僅是一名陸軍大佐,《判決書》第五章詳細敘述了他和石原莞爾以及大川周明、橋本欣五郎等人陰謀策劃的始末,認定:“大量可靠證據表明,‘瀋陽事變’是由參謀本部將校、關東軍將校、櫻會會員及其他人事前週密計劃的。”最會滋事者,當推送上絞架的另一名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九一八事變”前后土肥原以特務機關長的身份供給參謀本部有關中國的秘密情報。為誘騙脅迫溥儀從天津到瀋陽,土肥原採取各種陰謀手段,包括向溥儀送藏有炸彈的水果籃,寄恐嚇信等。“1931年11月10日晚上,土肥原秘密將溥儀押上一輛有持槍隊伍保護的汽車,從住處轉移到碼頭,上了一艘小型日本遊艇”;土肥原還策劃成立傀儡政權“內蒙自治政府”和“華北自治政府”,並多次轉移汪精衛等等。正如《判決書》第十章所述:“土肥原憑藉政治謀略、武力威脅和武力實施,在促進日本在中國其他地區侵略事態進展上擔任了顯著任務。”

  三曰“逼宮”。政黨內閣是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一大阻力。為掃清障礙,軍部對內閣採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針。1932年1月17日橋本著《議會制度的改革》一文,文中説:“責任政府——政黨內閣制度——完全與憲法背道相馳。為了建立全新的日本,我們認為緊迫要做的是讓現有政黨當替罪羊,摧毀他們。”從1928年到1945年這17年中,日本內閣竟換了17屆之多,政黨出身的首相僅7名。1934年到1936年的岡田啟介首相本是軍人出身,但因不滿過激派的武力擴張而招致嫉恨。“1936年2月26日,由一群青年軍官企圖暗殺岡田本人而達到頂點。22名軍官和1400余名士兵叛變政府,佔據了主要官廳,使東京處在恐怖狀態中達三天半之久。大藏大臣高橋和內務大臣齋藤被恐怖分子暗殺。十天以後,岡田因不能控制軍部而提出內閣辭呈”。文人首相中除廣田弘毅、平沼騏一郎和近衛文麿贊同軍部方針外,田中義一、若槻扎次郎被迫辭職;濱口幸雄和犬養毅遭軍人少壯激進派暗殺。1937年到1945年的9名首相中居然有6名軍人。1941年10月東條英機任首相時,身兼陸軍大臣、內務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軍需大臣等要職,集大權于一身。他當然沒有想到,4年之後成為階下囚,7年之後上絞架。

  四曰“愚民”。為了欺騙和綁架民意,軍國主義者對日本國民特別是青少年實行瘋狂的愚民政策。1933年6月,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發表謬論,例如“日本天長地久,命定要擴張”,“國民應走的道路就是‘天皇之道’,日本軍隊就是天皇的軍隊。凡是反對宣揚‘皇道’使命者,陸軍就要和他作戰”。日本所有學制都強迫實行軍事訓練。“九一八”發生前不久,日本就以滿洲是日本“生命線”來教育學生,“九一八”之後,則完全是極端國家主義的“新精神”。1938年5月荒木轉任文部大臣,上任即發佈新訓令,學校完全處於陸軍省所派軍事教官的支配之下。荒木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日本軍國主義在控制輿論上也不遺餘力。1936年5月20日陸軍部成立情報局,控制面向公眾的一切通訊。《判決書》指出:“出版自由在日本是經常受限制的。一切演説和公開發表的言論事先都必須經警察核準。”“1931年之後,特高警察對凡是反對現政府政策和公開發表意見的人,都加以監視。”

編輯: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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