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世紀的資本主義是否適應21世紀”這一論題一時間震動了國際輿論界。《金融時報》等西方主流媒體驚嘆，進行這種頗有些“政治不正確”的討論在過去是絕對不敢想像的事情。在為資本主義診脈探病、尋醫問藥時，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受到熱議。《經濟學家》雜誌還設專欄討論這一問題，稱“國家資本主義”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最強勁的敵人”，“21世紀的戰爭不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爆發，而是在不同的資本主義之間展開”。國際投資領域巨頭凱雷集團總裁魯本斯坦甚至表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正在超越美國的市場模式”。
的確，金融危機發生以來，西方一直沒有停止為這場危機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困境尋找理由，正如美國《時代》週刊所言，所有的“替罪羊”都被揪出來批判，但仍是隔靴搔癢。
事實上，當今世界任誰也找不出不存在國家干預的經濟體。如美國學者托馬斯 巴尼特所言，“第一個偉大的後來居上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提出者正是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 漢密爾頓。1791年，漢密爾頓向美國國會提交了著名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報告稱，為有力抗衡已率先展開工業化的英國，美國必須提高關稅，限制英國商品的進口，同時採取一系列扶持製造業發展的舉措，以促進美國國內“幼稚産業”的發展。這些報告被稱為“美國經濟發展的預言書”，它所崇奉的國家主義原則對美國的經濟崛起産生了重要影響。即便我們轉視今日的美國，也同樣會發現，“政治與財富的聯姻”是多麼根深蒂固。據統計，2011年離開美國國會的120名議員中，39人從事遊説業，為各類大公司和商業組織服務；328名奧巴馬政府前官員卸任後進入各類公司高層；而過去10年中，共有5400多名國會工作人員加入遊説組織。可以説，在西方國家，政治和商業精英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分利聯盟”，運用國家和政府權力服務經濟並不是什麼秘密。
西方熱炒“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反映了過去數十年中過於強調自由的市場資本主義所陷入的深刻困境：一是短期面臨“缺需求、缺信心、缺對策、缺動力”的穩健復蘇困境；二是中期面臨“再工業化、再創新、再出口、重構福利制度”的發展轉型困境；三是長期面臨全球治理合法性受損、主導權下降的霸權護持困境。此外，對於西方國家來説，深度全球化的“負效應”正集中顯現，伴隨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影響力的顯著提升，它們逐漸感到最近10年全球化造成其産業競爭力下降、技術優勢受到削弱、就業機會流失等嚴重問題，通過掌控國際機制所獲取的“全球化紅利”在不斷減少，在很多領域不得不與已擁有強大資本力量的新興市場國家展開較量。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對“趕超型國家”的戰略焦慮感日益增強，應對之策就是要借助“全球經濟再平衡”、“國家資本主義”、“匯率操縱國”等形形色色的名頭，通過重塑國際規則來對新興市場國家進行更大的約束。比如，奧巴馬政府近期正式成立“跨部門貿易執法中心”，專事調查中國等國家的“不公平貿易做法”；歐盟委員會正考慮在沒有收到歐洲企業申訴的情況下對中國等國的“貿易補貼”展開調查，以抵制“中國國企對歐洲企業利潤的擠壓”。
在一個西方佔據絕對優勢的世界中，所謂“開放、自由、透明、公平”的經濟競爭是無從談起的。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借助國家力量整合分散的商業、貿易和金融資源，儘量彌補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劣勢，規避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仍不穩固，世界經濟低迷有可能長期化，在新一輪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圍繞發展模式和全球經濟規則重塑所展開的較量日趨激烈，金融危機還將促使國家和市場關係進行新的深刻調整，國家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基礎性作用和引領性角色或將進一步凸顯。正如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 羅迪克所言，“放任主義和國際技術官僚並不能提供一個民族國家以外的可靠替代品”。問題並不在於國家應不應主導經濟，而是在於國家如何在確保經濟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並在財富創造、管理和再分配之間維持良性平衡。（趙明昊 當代世界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