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監局長已成高危崗位。一笑成名的“表哥”陜西省安監局長楊達才尚在接受調查；因省內連發數起安全事故，1月10日，山西省安監局長張根虎已悄然轉崗省文聯。來自新華網輿情監測分析中心的數據顯示，從2012年6月至今，短短半年裏，已經有11名省市各級安監局局長因貪污、受賄或瀆職被轉崗或被起訴、停職。（《中國青年報》1月27日）
儘管多達11名各級安監局長紛紛落馬，公眾卻依然不可能高興起來。讓人焦慮的是，與大批安監局長被問責相對應的，是國內各地危機四伏的安全生産環境。公眾想知道，到底是出於什麼原因，讓時下各地的安監機構罔顧法律和良知，放鬆監管，疏于職守，甚至淪為事故的保護傘？長此以往，如何才能真正抵達一個讓人放心、安心的公共安全環境？
有一種説法一度頗有些“市場”，即安監局長同樣受制于地方政府，説什麼“沒有縣委書記或縣長簽字，安監局進不了一些企業的大門。因為地方追求GDP，所以安全生産監督並不是完全依照規定進行”云云。不排除現實的政治操作中確有類似情況，但是，僅僅將責任歸結到地方對GDP的追求上，顯然並不能完全講清楚安全監管失職的原因。這樣的“大倒苦水”，很大程度上是在向公眾撒嬌。
這是因為，安全監管與經濟發展二者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安全監管並不僅僅意味著關停企業、罰款等等嚴厲處罰，除了在一些關鍵節點上的處理之外，更主要的是日常的未雨綢繆，常態化的監督提醒。如果安監部門確實能夠在平日裏盡職盡責，把安全工作的各項規定落到實處，無論是企業，還是地方政府，不僅不會排斥，還會特別歡迎。
然而，現實中倒是常看到這樣的情況，一些安監人員並不安於日常織密籬笆，而是習慣於吊銷執照、停業整頓或罰款之類的嚴厲處罰，並在處罰的程度上，濫用自由裁量權，以從中牟取個人抑或部門的私利。
可見，問題的關鍵其實並不在於安監局長“權力太小”，恰恰在於其權力缺乏約束。要想轉變這種局面，一方面，需要各級安監部門轉變管理思路，從以往的應急式監管轉到常態化治理上面來，只有日常的工作做到位了，方才有可能避免嚴重的安全事故。事實上，這既是對企業的負責，也是對公共安全的呵護。
另一方面，還需要持續強化問責，以制度的剛性矯正安監局長的監管彈性。從法律依據看，應該儘快制訂出臺專門的行政問責法，以進一步厘清責任，規範權力的運作。從操作層面看，一旦出現了嚴重的安全事故，必須迅速問責，給公眾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從這個意義上講，安監局長“高危”並不是一件壞事。只有安監局長都有了危機感，才有可能去認真履職，真正將人民群眾的安危放在心上，“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而公共安全方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