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服務業的升級，而服務業卻依賴於領先産業的發展，最終一國經濟的發展核心推動力仍在於能帶來超額利潤的先進製造業。
中國“真實城市化水準”的發展無疑是影響未來中國經濟走勢的一個核心因素。對於這個問題，近期的媒體報道出現了兩方面的數據。先是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指出：剔除1.59億農民工之後，中國的實際城鎮化率僅為40%左右。而10月31日中科院發佈的50個內地城市的新型城市化水準指數表明，我國內地城市化率突破50%，達到了51.3%。
數據樣本的不同導致了結論的巨大差異。從完整的城市化定義來看，真正的城市人口應該是指在城市生活工作，且享有完全城市市民權利的本國公民。而目前城市的外來打工者並不享有全部的城市居民權利，如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等，因而並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人口。中國真正城市化水準應充分考慮這部分流動人口的特徵，不應該簡單的將其作為城市化人口。
從更深遠的經濟社會角度考慮，即便是二三線城市把農民工的戶籍轉為城鎮居民，也並不能確保農民工把城市作為主要的工作生活區域。因為他們在城市並不能獲得穩定持續的工作。
有部分相關學者和專家將這一問題的根源歸結為服務業不發達，不能有效吸收城市多餘勞動力。但如果將問題進一步推演，為何城市不能形成發達的第三産業？這可能與我國國際領先産業發展不足有關。
對照發達國家的歷史，如美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城市化率已達50%以上，且當時美國工業産業快速發展。吸引大量勞動力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促進城市服務業發展，最終形成了一系列大中型城市的快速發展格局。而目前國內大量農民工進城卻並未形成類似的效果。
事實上，當時在美國大量發展的鋼鐵、汽車、造船、礦産等産業屬於那個時代的“領先製造業”——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産業，支撐了城市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這些産業已經“淪為”發達國家淘汰的夕陽産業——勞動力和資本密集型産業。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落後製造業”只能帶來低工資，很難真正推動本地服務業的持續發展。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國六七十年代之後，許多原來以採礦和基礎製造業為中心的城市快速衰落，而加利福尼亞等新興的高科技製造業中心卻快速崛起。
這一分析表明，城市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服務業的升級，而服務業卻依賴於領先産業的發展，最終一國經濟的發展核心推動力仍在於能帶來超額利潤的先進製造業。當然這裡所指的先進製造業並非局限于新興産業，主要是指在該行業中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具有核心智慧財産權，能帶來超級利潤的行業領軍者。
從城市化與領先製造業的互動關係來看，中國在國際製造業分工中的地位決定了我們在這個時代的“領先工業化”程度並不很高。相應的依附於這些製造業的服務業也不會很強，最終帶來的城市化效應並不會很突出，這與目前國內農民工不願持續呆在城市的現狀是相吻合的。
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先通過結構改革，強化中國企業創新能力。簡單地推出強化城市中低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政策很難獲得持續穩定的效益。
